吴燕妮：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创新资本平台

文|吴燕妮 深圳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

提要

按照“双区”建设要求，深圳应在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上积极实践，深入推进对外开放，不断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建设，形成更加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多层次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建设世界领先的创新资本中心。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相继出台，根据文件精神，加强“双区”建设，积极探索更加稳健、开放的金融发展路径是深圳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深圳打造“全球标杆城市”的必然要求。纵观近现代全球城市的发展，现代化城市的崛起与金融资本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从考察创新资本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角度，讨论对深圳城市发展的经验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创新资本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回溯人类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各大中心城市都经历了从原始经济发展到工业资本积累，再到服务经济发展推动的原始金融资本形态出现，最后到创新资本形成的路径。例如纽约金融中心，以地缘优势带来的工业资本积累迅速发展为服务经济，金融、律师等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制造业向周边迁移同时以电子通信等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而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服务于新型企业的融资中心迅速崛起，使纽约迅速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同样在硅谷的大型城市如旧金山、洛杉矶等，从军工电、半导体计算机硬件行业向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升级，大量风险投资在旧金山湾区扎根。在东京都市群中，产业发展经历了从化学工业向汽车、电子和电器转变，而城市中心的产业集群则向精密机械、软件业、金融和信息产业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依赖银行贷款的方式局限显现，日本进行金融改革并逐步放开市场，债券和股票市场得到巨大发展，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应迅速显现，使得东京逐渐发展成为能够比肩纽约、伦敦的金融中心。

二、均衡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

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场内交易所、场外私募以及各类中介机构、监管机构组成的资本市场生态是推动金融体系完善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的资本生态体系可以让投资人或者融资方根据需求来选择不同风险、期限和利率的融资组合以降低成本，提高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效率。而在城市产业生态体系中，制造业与金融业各司其职，使得企业可以专注于主营业务，将融资服务转移至第三方专业机构从而提升效率。从全球城市发展路径看，如果制造业与金融业发展能够彼此均衡，将呈现良性互动机制。

一是直接融资市场可为企业提供更加长效的融资渠道。纽约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三分之一，东京的工业产值占全日本的四分之三，旧金山的高科技产业处于全球领先。纽约湾区从1790年的费城交易所建立以来，历经数百年发展，逐步形成了层次分明、定位不同的市场体系，满足不同企业不同筹资规模的需求。目前，纽约湾区已形成以纽交所、纳斯达克、美国证券交易所为第一梯队的全球或全国性交易市场，以费城、波士顿交易所等组成的区域性交易所，以及以OTCBB等为代表的场外市场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市场体系。从各大城市主要交易所的IPO情况来看，1920年前在纽约几个重要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寥寥无几，但1920年以后股市逐步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东京证券交易所在上世纪80年代后IPO企业数量也在逐步增多，在与大阪交易所合并成立日本交易所集团之后，上市企业更是不断突破新高，目前在日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接近4000家，为日本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共同作用为产业提供多元化支撑。在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方面，围绕着科技创新型企业，旧金山逐步发展出覆盖企业发展全周期的风险投资产业链（包括天使投资、PE/VC），以及以服务创新型企业为主的科技银行体系。以成立于1983年的硅谷银行为例，1993年硅谷银行通过采用“贷款＋认股权证”形式为创业企业提供低成本的长期资本。2012年，硅谷银行为风险资本以及创业企业提供了26亿美元的贷款，共为3万多家科技企业以及550多家投资和私募基金提供了服务支持。此外，旧金山湾区的风险资本还与纽约湾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接，打通了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形成了良好生态循环。

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创新资本领先城市逐步形成了发达的证券经营服务机构、知识产权、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孵化器公司、信用评级机构、资产担保等第三方机构，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了全生命周期、全风险维度、高效率的服务。据统计，全美排名前六的会计公司有四家总部在纽约，全球排名前十的投资银行的总部或者主要办公地点都设在纽约；大量世界知名的会计事务所和律所都在东京设有办公室；旧金山则拥有四家排名美国前十的孵化器公司。目前，纳斯达克以及日本证券交易所高新行业企业数量占比均超过半数，其中高新行业企业总市值占比高达84.41％和53.88％。以旧金山为代表的西海岸地区私募风险投资数量曾经分别占全美风险投资数量的42％以及投资总额的62％，其中大部分投资进入了软件、生物制药等高新行业。

三是机构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集聚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市场形成。机构投资者将分散的居民资金汇集到一起，提供更加专业的投资渠道，可提升投资者议价能力，实现大小投资者利益共享，降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成本，有利于资本的高效形成。美国机构投资者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后随着《联邦现代化法案》的发布得到快速发展，在80年代中后期机构投资者达到34％，90年代末达到48％。据统计，90年代初期的机构投资者数量达到13000多家，平均持股比例在50％以上，1995年的机构投资者投资总量较1990年翻了一倍。

从这一角度看，国际投资者对应的外部资金是补充当地资本不足的重要方式。外部资金一般通过银行或者证券两类渠道进入城市创新资本形成机制之中。

四是创新资本流动催生领先的资本中心。国际和区域金融中心往往具有金融产品多样、层次丰富等特点，为投资者带来更多选择和渠道。资本市场通过一级市场金融产品的发行筹资、二级市场金融产品的流动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投资者通过有效的市场信息，选择成长性好、盈利潜力大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保证资源有效利用。交易所产品从基本的股票固收产品逐步发展为目前覆盖股票、基金、固定收益、衍生品等全方位产品体系。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衍生品的种类覆盖了ETF期权、个股期权、指数期权期货、外汇期权期货、商品期权期货、权证、非标衍生品等。其中纳斯达克交易所还提供天然气、碳排放市场，原油、铁矿石等期货，以及私募股权。日本交易所集团的衍生品除了常规的个股期权、指数期权期货、权证等产品外，还有RETTS期货、波动率期货等。

此外，场外产品也迅速发展。美国共同基金从1945年的68只、8.82亿美元规模发展到2018年7月的7941只、总净资产规模超19万亿美元。美国ETF基金从2003年的123只发展到2018年的1923只，总资产达3.61万亿元，其中，绝大多数场内ETF基金都是在纽约湾区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

三、深圳打造全球创新资本中心是“双区”建设的必然要求

按照“双区”建设要求，深圳应在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上积极实践，深入推进对外开放，不断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建设，形成更加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多层次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建设世界领先的创新资本中心。

一是以深圳资本市场建设为契机，全面构建跨境投融新模式，拓宽资本形成渠道。深圳拥有全国领先的资本市场，资本形成机制较为完善，有利于跨境资本形成的实现。从2015年开始，深圳即建设跨境资本服务机制，与境内外机构共享资源渠道，共建合作网络，逐渐探索出以信息服务对接为纽带促进跨境投融资对接的资本市场国际合作新模式。在当下资产配置全球化趋势下，应积极探索跨境投融资工具开发，为境内外居民提供便利。在完善跨境资本服务机制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平台运行机制，吸引更多海内外机构共同参与平台建设，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的跨境投融资对接平台，不断扩大平台渗透力和影响力，促进更大范围资本对接。同时，要依托创新优势和地缘优势，构建兼容国际标准、覆盖全球、功能灵活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

二是依托香港、面向世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资本生态圈，推动创新资本形成及配置效率。深圳一直致力于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全力打造创新资本中心，逐渐形成支持创业创新的市场特色，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应依托深港通持续为投资者共享两地经济发展成果、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不断提升内地与香港市场国际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上，深圳可以积极探索与香港资本市场的深层次交流，深化与香港机构各类交流合作，推动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进行合作。此外，深圳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契机，探索创新跨境资本服务，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创新资本平台。

三是加强跨境监管布局，有效防范资本形成中的风险。深圳被赋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任，应结合当前跨境监管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研判未来全球金融监管趋势，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为我国跨境金融监管的机制探索一条可复制借鉴的路径。一方面，借鉴欧盟、IOSCO等广泛采用的通行机制，通过与香港和澳门签订相互“认证”协议、颁发“通行证”等形式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区内各地监管信息共享，便于监管执法合作的开展甚至是司法协助。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内经济金融合作基础较好，也有非常广泛的文化交流，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港澳“监管对话”机制，拓宽信息交换渠道，参与区内境外的非正式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