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思享】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迈入社会智理时代

黄文林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社会治理再次入选热词排行榜，代表了全社会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热切关注。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的“马上办”、“最多跑一次”等工作创新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它充分体现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活力和群众对高效治理的需求。然而，不为大多数人知道的是，它的背后是大数据的默默奉献。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大数据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一堆看似枯燥的数据，里面却蕴藏着规律，利用大数据技术就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预测，从而可以帮助政府减少前置审核、精准定位目标、预测执行效果，由此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

“十四五”规划再次吹响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号角，社会治理智能化，也即社会智理，不再是个别地方和个别领域的探索实践，它已如星星之火，由点及面，推动着人们迈入社会智理时代，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都迫切盼望社会治理向社会智理转型。

社会智理让群众更加享受智慧生活。社会治理除了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还有为群众生活提供服务的职能，社会治理迈入智能化时代后，社会智理让群众更加享受智慧生活。例如，以前人们在网上买得较多的是家电、衣服等日用品，疫情发生后，网上买菜开始盛行，各类生鲜菜品应有尽有，甚至鲜活的海产品在下单后半小时就能送到家，实际上，除了在网络上购物，像做保洁、请月嫂、找维修工等网络生活服务也都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这背后就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的应用，是社会智理的生动展现。

社会智理让政府全面提高治理效率。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和难点所在，全面提高基层治理效率是基层群众最迫切的愿望。深圳市坪山区以大数据为引领，通过整合12345、网格管理、政府邮箱、微信微博等151个线上民生诉求渠道和事件分拨系统，将全区各类治理事项全部纳入民生诉求大数据系统“一网通办”，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一大批聚焦堵点、难点、痛点的社会治理事项得到高效解决，让社会治理跑出了社会智理速度，大大提高了超大城市精准化管理和智慧化服务水平，得到群众的普遍赞誉。

社会治理向社会智理转型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治理向社会智理转型的关键阶段。

正处于向社会智理转型的政策红利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是中央为社会治理建设所做的顶层设计，它为各地社会治理智能化创新指明了方向。不仅如此，在“互联网+政务”政策红利下，“数据蓝海”和“超算中心”等一大批围绕社会治理应用的数字产业正拔地而起，成为发展模式创新中的一匹黑马，“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要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化和经济数字化，这些都表明大数据正助推社会治理迈入社会智理的政策红利期。

正处于向社会智理转型的实践探索期。在中央关于社会治理建设的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各地纷纷运用大数据手段，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社会治理智能化创新实践，一些好做法和好经验正逐步推广到全国，成效突出。例如，作为对“放管服”改革落实的第一抓手，江苏推出的“不见面审批”已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江苏探索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模式也已逐渐形成“江苏标准”，并作为试点成果在全国推广，试点单位在社会治理上的探索“小盆景”陆续长成治理“大森林”。

正处于向社会智理转型的产业机遇期。社会治理不仅串联起5G通信、算力服务、智能传感等大数据基础产业，还串联着智慧出行、智慧旅游、智慧养老等大数据应用产业，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纽带，带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成为各地经济提质增效的加速器和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例如，贵州省紧紧抓住机遇，举全省之力，发力大数据全产业链建设，举办了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成立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建设了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引领了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贵州，成为我国内陆区域经济突围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我国迈入社会智理时代，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是综合国力提高的表现。在社会治理方式转型过程中，各地应在中央关于社会治理建设的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摒弃障碍，积极面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型中的新现象，积极培育本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新要素，积极打造社会治理与大数据融合发展的新产业，逐步构建起了战略引领、法治保障、产业助推、平台驱动、服务带动的“五轮驱动”激发体系，推动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为社会治理注入智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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