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调动“百万大军”——论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与政策建议

文丨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摘要：智库作为一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机构，对外发声是其重要职能。评估当前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梳理当前中国专家学者服务“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进展与诸多不足，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及原因。文章提出建议，应全面整合中国社科学者“百万大军”资源；培养青年生力军，松绑退休外交官，打造“金牌外宣官”；建立“容错”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沟通渠道等；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1引言

对外传播，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工作。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需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自此，越来越多智库与学者参与到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事业中。然而，当下中国智库和专家学者的对外话语权总体仍很弱，制度保障、激励与配套也都不够，与会议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正如习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本文认为，目前在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与行政学院系统、部委研究机构及社科联与一些民间研究机构的哲学社会工作者总计约100万人，并没有被充分撬动起来、投入到对外讲述故事的事业中，是当下中国对外话语权相对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中外舆论战中的被动局面，更暴露了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阵势还相当单薄。

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支持、服务中国对外话语中的进展与不足，即国内发声多，国外落地少；配套解读多，引领预判少；传统纸媒多，新兴领域少；老龄专家多，青年新秀少；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少等。然后，从“百万大军”的潜力与积极性出发，分析有关配套保障机制的诸多问题，最后提出需要全面整合中国社科学者“百万大军”资源，培养青年生力军，学术圈与部委相互配合，建立“容错”机制，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2当前智库和专家学者服务外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智库与专家学者服务对外传播工作的热情与实际行动，比过去更踊跃了。但相比于中国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社科“百万大军”为对外传播出的力还远远不够，发力的方向与渠道相对有限，人员梯队也显得不足，实际效果并没有跟上国家崛起的势头，更没有跟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5个主要问题。

国内发声很多，国外落地过少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公开媒体发文的数量已相当多。面对海外对中国的抹黑、甩锅、追责，不少自然科学学者、医学家、病理学家通过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在《自然》《科学》等顶尖期刊刊文，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及时、准确地向世人介绍中国抗疫情况，推动全球抗疫合作。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少数几位中国学者在疫情期间多次在欧美一流媒体撰文或接受采访，回答并反驳所谓“中国防疫不透明”“中国病源论”等热点问题，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引发一些国际舆论的关注。可以说，“百万大军”基本处于“熄火”状态。

此外，重大国际会议、论坛是各国阐述主张并开展观点交锋和话语权博弈的重要平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出席这些重大论坛发声，但实际受到邀请、在主流国际会议、论坛上的发声频率和实际影响力相比于国家需求与外交要求而言，仍是非常有限。此次疫情，笔者曾数次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彭博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TodayTV，RT）采访并发声。与外媒记者深度沟通后，强烈地感受到，虽然中国学者队伍近年来不断壮大，但学者们并不乐意、也不擅长与国际媒体打交道。相比于国家的需要，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学者近乎于“集体失声”。

中国社科学者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用国际社会能听得懂、听得进的文字与视频表达的成功事例少之又少。面对新冠疫情中一些国家的对华“甩锅”以及由此而炮制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话语陷阱，中国多数学者写的反驳文章，都只是在国内媒体或中国外宣媒体上传播，可谓“自娱自乐”，能够在海外发声、在国际上频频称道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

配套解读很多，引领预判过少

疫情加速了“东升西降”的百年变局，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想什么、说什么。然而，中国智库学者的思想产品主要还是在政策解读中。不得不承认，多数学者的研究能力与思想成果缺乏引领国际舆论的水平，但对于那些有能力引领国际舆论的中国学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把新想法写到内参中，不敢大胆地提出一些新想法，生怕提出来不合适，又生怕被领导采纳后再发声有“揽功”之嫌，更惶论去引领全球舆论的思想潮流了。从个别领导的传统思路上看，似乎也愿意让

学者更多地解释领导说的话，论证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可惜，多数学者对于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些重大战略决策，存在较为严重的反应滞后与集体漠视问题。研究表明，中国社科学者对国家重大议题的深入研究进程，比国家政策、战略动态重大走向大约晚1~2年的时间。以“一带一路”政策为例，自2013年秋季提出至2020年6月底，在中国知网上能够搜索以“一带一路”为篇名的文章有41,830篇，76%都是2017年以后发表的。

2013—2014年，“一带一路”提出的最初一年半，中国学者几乎没有严肃研究“一带一路”的长篇学术论文。2015年才零星看到一些学者的厚重研究论文。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变局”等重大战略理念研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检索中国知网，截至2020年6月底，在篇名、关键词、摘要中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章共计10,074篇。

91%以上都是2017年以后发表的。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政策配套的解读虽多，但多数仍显滞后，极度缺乏能够引领国际社会舆论的解读。

投书传统纸媒多，热衷新兴领域少

随着互联网5G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在国际舆论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纸媒。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实现了跨圈层发展，在今日头条、Bilibili等视频网站和社交平台上每次亮相的点击量通常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众多粉丝，成为舆论社会的意见领袖，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粉丝。这些意见领袖针对国际事件的发声对国内、国际舆论的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看，热衷于新媒体领域的学者仍是相当少的。学者受长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士大夫著书立说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意更多地曝光在媒体的聚焦之下。学术界往往会非议那些经常上电视、在报纸发文的同行。这些学术文化特性压抑了学者用新媒体的“追潮流”意识，最多只是一些活跃学者在传统纸媒，如《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一些观点，使用新媒体（包括微博、头条号等）是学者群里的极少数派。

更糟糕的是，目前网络屏蔽技术先进，爬墙软件失效频繁，加之相关法律对使用爬墙软件的限制，到海外开国际新媒体账户的社科学者，如使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账号，在油管（Youtube）有视频更新的中国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缺少必要国际渠道，中国学者的声音难以接国际舆论的地气，更难以传出国门。

老龄专家较多，青年新秀较少

目前，在中国外交事务的舆论中表现活跃的人士主要集中在部分前高官、前大使、知名学者，这些专家经验丰富，用词老道，为中国舆论引导与争夺对外话语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相比于近年来美国对华研究的智库圈已基本完成更新换代的状态，中国年轻学者崛起的速度显得较慢。比如，在美国，如包道格、兰普顿、贝德等七八十岁的老牌专家正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如麦艾文(Evan Medeiros)、韩梅妮(Melanie Hart)、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等一批三四十岁的新生代正在成为对华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甚至是主要机构或项目的负责人。拜登执政后，一些“70后”“80后”开始活跃于美国政坛和智库界的一线位置。在欧洲、英国、俄罗斯，类似专家年轻化现象也在出现。

笔者简要统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国际研究实力最强劲的高校中以国际问题为主的研究机构负责人名单，会非常清晰地看到，领衔的学者年龄基本上仍以“50后”“60后”为主。“70后”的领军者不多，“80后”的更是凤毛麟角。类似老化的现象在部委官方智库系统则更为严重。

坦率地讲，年长的学者虽有其资历、学识与经验优势，但对中国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政策的集体理解普遍过于保守，甚至存在一定误差。比如，中国学界年龄层偏大的学者往往主张，中国应继续“韬光养晦”。一些学者将“韬光养晦”片面理解为在国际事务上不必作为，认为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捍卫本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都是“冒进”。这种看法有一定逻辑，但也显得缺乏统揽全局的新时代战略思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相对实力的加速发展，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中国学者对国家发展的理解急切需要更多有锐气、有新意、敢打敢冲又有理有节、没有历史包袱的青年学者参与。

青年新秀未冒出来，有大环境的原因，如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中国体制内官僚系统已存在“趋老龄化”的普遍现象，40岁以下“正处长”仍较少，研究机构中30多岁的院长、所长、主任更是容易给人“嘴边无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另一方面，也与年轻人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近政策圈有关。年轻人很少受到邀请参加政策咨询会，更很少受委托到海外发声、开会，容易产生对国家政策理解不足、不深，有的甚至片面、错误理解了政策的后果。还有，学术界的“山头主义”也在压制年轻学者的成长。

宏大口号较多，科学理性较少

中国学者对外话语的引导力较弱，还与自身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的分析较少有关。从思想产品的惯性来看，“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文章过硬，肯定会有人传阅。可惜的是，在外交理念与评论、传播上，中国学者习惯于在领导指示之后“换着说”“变着说”。领导没说过的话，能不说就不说；领导没用过的词，能不提就不提。“字字有出处，句句能溯源”，已经是多数资深国际关系学者们心中的外交评论潜规则。

检索中国知网，在篇名、关键词、摘要中出现“理论”的文章共计3,566,712篇，是论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论文总和的70倍。这些“理论”主题涉及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近40个领域。这里不乏有极少数的优秀论文，但多数文章均在宏大口号的框架内空泛地议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少之又少。

相比之下，从“大棋局”“软实力”到“巧实力”“利益攸关方”到“G2”“中美国”“金砖国家”，欧美学者数十年来不断地抛出一些新概念，并进行科学、理性、全面地论述，进而引领国际思想研究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如《大棋局》《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论中国》等一批有故事、有思想、有说理的美国专家著作常被翻译引进至中国，畅销于市场，中国学者的论述被译到美国市场且畅销的，几乎为零。中美之间的“知识逆差”“思想逆差”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的学术讨论与争辩过少，对一些外交概念的公开讨论尺度过窄，从另一个层面怂恿越来越多的学者偏好于讨论一些大而空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关痛痒，相关论文却又能有助于评得职称，作者能获得社会地位上升，何乐而不为呢？

3中国智库“国际失语”的背景及原因

新冠疫情加剧了中外舆论战。面对当前外国尤其是美国政客、媒体对中国的集体抹黑、攻击，中国需要更多有专业水平、熟悉国际表达方式、勇于在国际舞台发声、能够产生较大国际影响力、体现国家软实力的社科学者。然而，中国发展太快，学者群体的普遍能力、学术圈生态、研究机构运营理念的更新换代远远跟不上大国外交转型、成为全球强国的速度，进而出现了学者支持与服务外交、外宣工作的巨大缺口。

深入分析，会发现这种现象背后还有诸多制度设计与机制配套的原因。

“百万大军”的潜力未被挖掘

多数部委的主要政策研究司局可能都不太清楚，在中国还蕴藏着多达约100万人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由于各个部委的工作都很重要，有的保密性很强，倾向于仅邀请少数熟悉的学者来参与咨询服务工作。

目前的情况是，被外交部经常用的学者多集中在国际关系学界。笼统地估计，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队伍约1万人，但在外交部视野内的可能不过一两百人，使用率约1%~2%。如果按过去纯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论，这1%~2%使用率是绰绰有余的。但现在，中国全方位开放，对外交流广度、频度与涉及领域远超过去，不只是传统的外交领域，还包括文化、经济、社会、医疗、反恐、气候变化、跨国犯罪、人口、海洋等。在这些专业、细致的研究领域，外交部近年来已开始频繁使用一些新的专家学者，但主要专家群仍是多出自国际关系学界。换句话说，“百万大军”能够被中国对外部门经常使用，且用之有效的比例可能不到万分之一。

这就导致了学者服务外交事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现象。有的学者一年能够被邀请上百次参与外交部各司局的会议与活动，几乎隔一两天就被不同的司局邀请；有的学者一年能够被邀请赴二三十个国家宣讲。反复使用一小批学者，可能会更有效率、更顺畅、更安全，但被邀请对象的思想贡献容易枯竭，知识结构容易老化，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

更大范畴的学者群因为不接触外交、对外事务的咨询信息，对政策敬而远之，对外交实践越来越缺乏兴趣，自然就不会投入到各项外交事业中去了。在关键时候，别说为中国进行国际发声，即使在国内舆论场上，有时都有可能会站在批评中国外交、中国发展的立场上。

坦率地讲，在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之外的绝大多数学者缺乏与外交部、外企、外媒、外事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往往对外交的理解是“纸上谈兵”“键盘外交”，或因为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信，启动工作之初会达不到中国外事工作所需要的效果与功用。但各个外事部门可以不断尝试扩大“学者朋友圈”，就会发现越来越多讲好中国故事所需要的、能服务于外交、外事、外宣事业的学者新鲜血液。

因此，相关对外事务部门如果能按专业、按领域、按能力地编织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库，最大范围地邀请尽可能多的学者参与外交、外事、外宣事业的咨询与对外传播工作中，逐渐培养更多新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什么样的区域，用什么样的区域研究学者；什么专业，用什么学科的学者。这样，久而久之，既能帮助现有的一批经常被邀请的学者减负，也能最大化地扩大中国外事领域在国内的“学者朋友圈”，更能最大化外事领域的智力来源。

专家学者积极性未被充分调动

在学术界，常常会有人把学者为政府建言献策的行为视为“不务正业”，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于功利的举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是学者自我定位的主流意识。发表学术论文，是学者能力的基本证明。至于是否能够为政府服务，或为中国国家利益发声，最多也是作为一名学者的增值产品，而不能成为主业。

中国高校缺乏鼓励学者为政府积极建言、为外交服务发声的深厚制度基础。高校评定学者职称、绩效，最基础的标准就是发表核心期刊的论文。学者最在乎的校内头衔（如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与校外头衔（如长江学者）的考核与评选体系中都没有与外交咨询服务、与国际发声相关的指标。

在大学体系内，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一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或内参，其撰写过程所消耗的学者心血以及对社会、对国家的实际贡献，丝毫不亚于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媒体上为中国外交发声，为驻外使馆的驻地工作做宣讲，并不比一篇高质量学术论文的撰写更容易。

然而，对服务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中国对外交往的认识，许多学者存在顾虑大体有两种，一是“外交无小事”，非常敏感，千万别卷入进去，那是外交官做的事，与学者无关，学者也没有能力参与。万一说不好，讲不好，做不好，反而还为中国外交添麻烦。另一种较流行的说法是，出国宣讲，是一种待遇。那是学校与学院领导的事情，自己多掺合，可能还会被人所非议。

换句话说，多数学者认为，对外事工作、对外传播的贡献，多做无益。做得好，概率较低，还会受非议，且对职称评定、学术荣誉没有任何帮助；做砸了，概率较高，不如不做。久而久之，学者根本就没有为中国外交做贡献的积极性。

事实上，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者只有将个人科研兴趣与国家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让个人的价值有更强的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应用性极强的国际关系、外交学领域，学者只有关注外交现实，才能建构出有实践依据支撑的有效理论。理论上看，参与外交事业，包括对外发声、参与各驻外使馆的活动、参与外交咨询会议，都应该在制度上被认定为与发表学术论文同样重要的事情。所以，只有使服务于外交的事情，与学者的职称晋升发生关联，才能真正鼓励、撬动更多的学者参与服务外交的大业中。

当然，社会科学“百万大军”里有一些是外事水平不高、外语能力不强、知识理解力欠缺甚至还有国家忠诚度不足、价值观立场有问题的学者，这些人无论怎么激励都不可能成为服务中国外交的人才。但如果有制度杠杆，挖掘、刺激学者服务中国外交的积极性，那么，在学术圈、智库圈就会形成更大的正能量，最低限度可减少学术圈对中国外交、外事、外宣的误解，做得好则容易将国内知识精英转化为中国外交、外事、外宣的强大国内支持力量。

配套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任何改革与事业转型都需要有配套保障机制。中国学者对外发声的不足，不只是源于个人能力、激励制度等原因，也与配套保障机制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一是出国制度。目前学者们出国并不容易，尤其是带一些头衔、有一定级别的知名学者出国，仍受到天数、次数的限制。公务护照的审批非常复杂。平时护照交到所在机构，一事一申请，申请往往需要数周，填表、报批程序繁琐，形式复杂，人还未出国，心就已经累了。比起欧美知名学者国际参会的频率，中国学者肯定要小得多。

二是财务制度。被委托出国宣讲，受到了各类严苛的财务制度限制，基本属于“义务劳动”。而且高校的院长、教授一般只能坐经济舱，但这些人员往往是宣讲的主力。去周边国家还好，到美国、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宣讲往往就会让身体欠佳、年龄偏大的专家苦不堪言。笔者多次经历这样的场景，陪同出访的副司局级别的官员可能坐商务舱，但需要上前台宣讲、辩论、对话的院长、知名教授却只坐经济舱。久而久之，大家心中颇有微词。

三是交流制度。通过国际会议方式，将外国知名专家、驻华使节请到所在机构来交流，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但主办国际会议的审批、对外交流的管理制度都相当严格，动辄就会踩到外交红线。从“百万大军”日常顾虑看，能少碰外国人、外国使节、国际事务就少碰，能不举行国际会议就别举行。这样的顾虑，肯定无益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四是项目制度。笔者所接触的实际经验看，外事形势变化快，与外交相关的项目课题要求高，出访任务急、时间长，投入项目工作的时间、精力往往是相同类型其他研究项目的2~3倍，但项目的经费往往是其他部委的1/2、1/3甚至更少。知名学者专家一般都是碍于情面承接，但经常外包给学生、青年学者草拟，久而久之，课题项目质量不一定会足够好。此外，出国宣讲的辛劳，也高度考验学者的觉悟与奉献精神。

五是人才制度。欧美国家具有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学者，一般都有在外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且职位都不算低。这段履历使他们在发声中更富有技巧性，在交往中更老练，在声音传播上更权威。相比之下，频繁为中国外交发声的专家，多是老大使，口径与外交部差别不大；仅有学术履历的中国学者，显得不够权威，没有分量。在中国，像傅莹大使那样，既有足够外交履历，又在国际有自己的话语特点，且有影响力的智库人士实在太少了。由此看，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人才制度变得更加紧迫了。

专家学者思想上未能解决后顾之忧

学术界对政府服务的工作总体上不太热衷，除了传统的学术职业观念、本身的能力与兴趣、各项配套制度外，还与政府对待学者、目前舆论收紧的社会氛围有关。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官员对学者服务政府工作的看法，还停留在“我用你是信得过你”“找你来开会是给你机会”等观念误区。近年来，各级官员怕犯错的心态更影响了学者为中国对外发声的欲望与想法。学者顾虑相当多。

一是怕说错话。学者参加海外论坛，在国际媒体发表文章，肯定在内容、口径与尺度上不可能与国内完全一致。此时，对“越线”的把握极度考验学者本身的水平。一旦说过了，说冒了，即使海外效果是好的，但一旦传到国内来，可能会产生不可测的影响。有可能的负面影响包括被所在单位批评，网民非议，被相关部委“挂号”盯上等等。

二是怕得罪官员。一些外交官会倾向于认为，中国学者在国外发声与相关交流活动，就是代表中国。如果发声内容与口径差别太大，或者与官方的步调不一致，或者发声中有一两句批评的声音，哪怕是小骂大帮忙，那都有可能是错的。这样逻辑下，学者就非常容易得罪一些官员。个别官员往往会通过一些方式给个别所谓“不听话”“犯错误”的学者“穿小鞋”。

三是怕违反纪律。一些“听话”的学者被授意发声，往往过于拘于口径。按此前的惯例，出了口径的“圈”，则很有可能会违反纪律，甚至有泄密之嫌。在一些敏感领域，怕违反纪律的顾虑会更重。

四是怕没分量。一些学者往往会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讲了也没有用，何必白费力气。殊不知，即使他们在海外新媒体上以个人名义发一发声，都可能是对中国外交的绵薄贡献。

五是怕白费精力。对外发声、对外交流要产生真正效果，是一项“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事情，但持续地做，往往会占据学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大、产出小，一些即使有余力、有能力的学者也会倾向于国内讲课、多接课题，而不是写英文评论、到海外发声。

六是怕国际制裁。如果一些中国学者对外发声过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容易被外国势力如FBI、CIA盯上，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而有些麻烦又是官方解决不了的。比如，2019年以来，

约有200位中国学者的十年签证被美国政府取消、数十名中国学者在入境美国时被FBI约谈。在中外日益激烈的斗争中，冲得太靠前的学者，往往容易首先“挨枪子”。中国政府如何保护这些学者，鼓励学者冲锋陷阵，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

4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撬动社会科学“百万大军”服务中国外交事业，对外讲好、讲多中国故事，实际上是提升中国外交与国内社会配合程度的一次新考验、新要求，也可以算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全面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百万大军”资源

通过共建国别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区域研究顾问等诸多方式，短期内按国别、按领域，分门别类地将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学者库、顾问库扩大到1万人，尤其在国内敏感领域，筛选出更多、更优的学者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队伍中来。

目前许多部委都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共建一些区域研究、专题研究基地或中心。比如，中宣部领衔25家高端智库与若干家外宣重点智库，每年给予不等金额的资助，还定期进行重大项目攻关，采取年度排位制，3年不合格机构有被摘牌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中国金融学会、国务院参事室下属分研究中心、商务部常聘专家等，虽然支持力度不一，但灵活度相对较高，可广泛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为讲好中国故事所用。

对外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属于“公共外交”范畴。美国国务院年度预算中，约25%经费用于“公共外交”。虽然特朗普执政以来削减了这项经费，但数目仍是数十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相关外事部门也推出不少共建机构，但力度还远远跟不上大国外交的进程，对外发声的队伍建设更是不足。建议中国相关外事、外交、外宣部门委托相关研究机构，对过去10年来中国学者对外发声情况进行整体的统计与梳理，了解学者对外发声的真实情况，摸清那些有可能被外事部门遗漏掉的新人才，确立专家库发展数量目标，各司其职，按两三年一聘的方式邀请“专家”“顾问”，重新选拔一批人才。

更重要的是，通过洲际、国别及领域研究的分类，将目前的“百万大军”进行分门别类。相较而言，美国、欧洲、日本等大国研究的专家资源相对较丰富，但小国研究、区域研究、冷门领域研究远远不足，尤其是国内敏感领域如新疆、西藏、海洋法、人权、香港、环保、政治体制等，需要寻找足够多的人为中国外交在海外发声做充足的准备。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建议，整合“百万大军”，不要忘记外国的友华力量。近年来，不少外国朋友在海外为中国说了许多好话，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英国原商业与政策署署长罗思义、新加坡驻联合国原大使马凯硕等，这些外国友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梳理，整合进为中国发声的“友军”中。

培养青年生力军，松绑退休外交官力量，建立“容错”机制，打造“金牌外宣官”

建议可以选择更多的知名智库、大学研究机构作为重点合作单位，将一些有余力、有能力的退休外交官推荐为高级研究员，为其出国讲学、对外发声松绑，壮大在高校界、智库界的外交力量，让资深外交官更多地与高校学者接触，开展传帮带，发现与培养青年生力军。

建议还可定期让一些大学、智库邀请驻外大使、部委司局负责人，就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大外事议题进行线上直播，与网友、观众互动并答疑，从而打造中国外交的“重点内宣基地”，进而吸引与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对于目前国内40岁左右的一批优秀的、善于对外传播的教授，参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方式，以年度聘任制的方法，使用“咨询专家”“特聘顾问”“参事”等头衔，将其收纳外交、外宣、外事部门麾下，以提升其对外发声的权威度。建议各大驻外使馆以聘用制的方式，用“顾问”“高级访问者”等头衔，选拔一些国内青年学者到海外使馆驻扎1~2年，使其成长为更优秀的区域研究人才。

建议可以采取“借调”“挂职”等方式，每年向各个高校选择若干位30~40岁的年轻学者参与外事、外宣、外交的一线工作。经过严格培训与工作锻炼后，再返回高校成为全职学者，这些人定能成为既理解外交语境又有学术素养理论的优秀外宣学者。

此外，还可推动这批新锐专家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开设公众号，如微博、抖音、头条、网易、B站等开设公号，并与这些新媒体平台合作，通过各类技术手段与数据算法，推广这些专家。与此同时，继续扩大目前外交部新闻司每逢大事就会积极向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平台推荐专家的制度，打造一批“金牌宣传官”、专业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网红”，在国内外多层面形塑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对外发声须有更宽松的“容错”机制。在各个部委内，须传递学者“言者无罪”的观念。即便那些被经常使用的专家，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实上，采取相关头衔两年或三年一聘的方式将会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在这个聘期内，可适当通过信任鼓励、私下提醒等方式包容学者在外交领域的发声。若实在是错得离谱，则不续聘其相关的头衔。

建立激励机制和沟通渠道，建立学者与部委相互配合的机制，在重大事件、议题上形成合力、立体发声

此举旨在有计划、成建制地培养一大批部里想得起、信得过、用得上、在国内外有一定政策和学术影响力的务实型社科学者与智库。

建议经常性地推动包括一些高官到国内各大智库、研究机构调研、交流与发表演讲。这种经常性的交流机制至少可以分为3种方式来进行。

一是频繁内部吹风。建议可专门组织对接人员，或设置专门项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有能力在海外发声的知名学者举行频繁的吹风会。在翻译、外联、项目设置等方面，为知名学者提供帮助，不断向海外媒体推送相关的学者文章，形成长期的效果。以笔者的经验看，一些海外媒体是希望中国学者提供优质稿源的。

二是举办小型智库交流会。建议可让一些中高层领导增加拜访研究机构的次数。让受拜访的机构组织一些特定领域的专家参与聆听，提问交流，凝聚共识，帮助学者吃透中国外交、外事的核心理念、主张、意图、政策，最大化地结交学者朋友。近年来，笔者所在的智库曾几次邀请数位部领导、司领导到院内内部讲课，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六十人，每次大家都相谈甚欢，效果很好，受邀参加的学者均对中国部委诸领导敬佩有加，相关认识提升不少。类似的活动需要从部领导层面自上至下地推动，规定每个司局每季度至少一次到研究机构内部座谈与交流，广泛在国内建立“学者朋友圈”。

三是举办重大信息演讲会。建议邀请一些重要领导在一些分量很足的话题上到国内各大智库机构发表公开演讲。试想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到中国某家知名智库发表公开演讲，这家智库一定不遗余力在全球智库圈内对外推广与解读，与其有联系的国内外同行也会重点关注。这样的学术传播其实更精准，也能最大化地提携国内智库的权威度。其他部领导在分管领域其实都可频繁地到各大智库去演讲，一是摸底，二是提携，三是助推其对外传播能力。

建议也可在一些小细节上推介中国学者、智库或图书。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下飞机、参加公开国际活动不经意地随手带一本中国学者的书，某个适当的国际场合不经意地引述某中国学者的观点与著作，某公开活动送外国友人一份某中国智库报告等，都是对中国学者与智库国际权威度的提携。

高官的演讲与提携带来的效果，不只是一时，还可能有长期的影响力与发散力。近年来，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前国务卿蓬佩奥均选择在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智库发表中国研究主题及其他全球议题的演讲，对白邦瑞等一批学者的提携，使美国“对华攻击”在全球舆论场上形成广泛的立体式影响。

建议应给予中国学者一些与对外发声、服务外交相关的奖项。一些部委颁发的“四个一批”“长江学者”“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等，都是对学者参与相关重大工作的激励。建议可以在学术界、智库界设立类似“年度公共外交贡献奖”“国际交流万人计划”等，每年还可举行大型颁奖仪式。可以从借助一些论坛的场合将一些奖项颁给相关的学者，相信一定会在学术圈产生巨大的反响。

建议相关外事、外交、外宣部门可与教育部、相关高校协调或发函，相关奖项、对外有效发声、受委托在国际媒体上撰写对中国有利的文章，均应纳入到学术考核的范畴之内。对社会科学界中为中国对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应该给予重大激励，在出国审批、财务支持上给予必要的便利。

在国际研讨会的举办审批与内容上，应该持有更包容的态度。目前一些国际学者对中国有微词，建议发扬当年建立更广泛统一战线的思想，能请进来的外国学者，就是中国客人，即使他讲了一些我们不愿意听的话，也应持有包容态度。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以包容见长，中国那么大，批评几句话，伤害不了中国，反而会让对方对中国的开放度、包容度刮目相看。当然，基本的言论底线是应该有的，只是这个底线应该更低一些。相信长此以往，一定会扭转学术界轻视对外服务的风气，既能调动广大学者的积极性，真正撬动他们积极为中国外交建言献策，又能在全球层面上结交一大批“中国的新朋友”。

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调动“百万大军”对外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时代使命，涉及到如何让中国知识精英端正立场，重塑新时代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后的个人世界观、国际价值观。在这方面，思想解放，尤其是转变此前与国内外知识精英交往、与外界交往的思路，是非常关键的。

“百万大军”看似是知识与思想研究的前沿，但从改革开放的进程看，往往是政府先动，才有了知识精英的追随。从这个角度看，重要外交、外宣、外事部门对待“百万大军”、如何用好“百万大军”的未来思路，直接决定了“百万大军”未来的前进方向、工作重心。这里主要有3种转变思路的建议。

一是认识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对外发声可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员”的角色与作用。在西方媒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妖魔化下，世界对“共产党”一词有相当深的偏见。其实，此“党”非彼“党”，中国共产党的“党”与美国共和党、日本自民党的“党”不是一个概念。中共党员不只是价值与利益群体的归属，更是一种道德标准、责任要求，也是一种激励力量。对此，可以在外交部频繁举行的“蓝厅论坛”中，邀请各行各业优秀的党员参与，从基层的小故事、小人物、小事件的角度，逐渐在国际舆论中对“中共”“党员”脱敏感化，让世界不再以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共产党与中共党员。建议也可推动更多的外国记者进入到中纪委、政法委等党的机构采访联系，改观他们的印象。同样，各部委党委、各使馆党组织也可以在适当时候在对外的场合频频亮相。

二是认识到鼓励“百万大军”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须建立激励“百万大军”对外发声的长设机制。讲好中国故事，为外交事业对外发声，不只是一场战斗，而是千千万万场战斗、战役交织而成为“舆论持久战”。重大事件时，每一天、每件事的发声都像是一次次阵地的抢夺，而平时与学术界的沟通、激励机制的构建就好比战前的每日训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后者的机构建设与长期互动，就好比平日练兵松松垮垮，不可能达到关键时期能派上场的效果。疫情期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被动，发声式微，再次倒逼我们需要从机制建设、平时互动的角度反思与重建“百万大军”为中国外交发声的系统工程。正如中宣部、教育部都有对待各行业人才的“人才培养司”，对外交流、对外发声也需要增设类似的机构，为更多人参与外交事业、对外发声而专职服务与培养。

三是认识到鼓励更多人讲好“中国故事”是关乎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大局，推动立体化发声的布局形成。过去70年，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挨骂之战”的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根本还是在像过去那样，发动人民群众，打一场国际舆论战上的“人民战争”。过去常讲“外交无小事”，但是打好对外舆论战的思路却还得讲求“外交无大事”，都是每天每夜的点滴积累，久久为功。激励“百万大军”通过各种场合，尤其是国际场合的只言片语、鲜活故事、个别场景、简短视频、举手投足等各种方式，利用多媒体的平台，立体化发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员个体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为中国外交加分，就是为中国改善外部环境添砖加瓦。如果通过机制变革，撬动中国知识精英能更支持中国外交，在信息化时代，跨媒体、多渠道的立体式对外传播，线上线下联动结合，无异于一场中国全方位开放的知识与思想革命。

正如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鼓励，“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我们相信，只要在思路转变、机制建设、人才培养、工具运用等方面不断努力，哲学社会科学界“百万大军”一定能够为中国外交、外事、外宣事业的下一步突飞猛进贡献巨大的力量。

责编：时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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