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4月17日，北大国发院在上海举办长三角论坛《迈向碳中和新时代：产业变革与资本机遇》，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的讲演整理。
我不是环境问题专家，当然关注气候变化与早先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问题，这里想从一位经济学研究者角度谈一下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几点变化趋势以及中国需要应对的问题。
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出现三大趋势性变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仍处在疫情时期，全球每天仍然有几十万例新增病例，个别国家疫情形势还非常严峻。不过也有两方面积极变化：一是大部分国家人们经历了一年多疫情冲击，先后比较适应了疫情，学会了在疫情下生存。二是疫苗开始大规模接种，大部分国家经济从去年二三季度开始快速恢复。近日发布的IMF-WE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春季报告，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测提升到6个百分点较高水平，当然这在很大程度是对去年经济收缩的恢复与补偿。
从过去一年多疫情冲击及其带来的经济形势变化，可以观察到几点：
第一，疫情使得近现代以来人类对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的看法产生了阶段性变化，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根据WTO的数据，2020年新冠病毒导致190万人死亡，占世界人口3.3％，成为全世界致死原因数一数二的传染病，严重性不言而喻。
从国际上公共卫生历史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的疾病转型主流观点认为，随着人类的健康医疗演变，传染病会逐渐减少并淡出历史舞台，此后人类生命威胁主要来自“三高”、非传染性、退行性的疾病。这个观点到现在看仍然有一定道理，现在每年死亡的五千多万人当中，绝大部分是退行性疾病，即癌症或非传染性疾病。但是这次疫情颠覆了传染病将趋于消亡的观点，彻底证伪了传染病重要性渐趋式微的概念。
去年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给疫情经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观察素材。经过艰难痛苦的经验，我们观察到传染病无形传统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原来根本没法想象的冲击，并且导致经济衰退和收缩的具体方式，与过去我们熟知的周期性经济衰退或资产泡沫破灭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机制完全不同。所以在逐步控制住疫情、回到比较正常社会生活状态之后，疫情留下的遗产是：传染病、公共卫生以及“一个地球、一个健康”理念将变得非常重要，人们借助传染病的残酷现实对人类文明、未来治理建立了新的认知识。
第二，数字化变革受疫情影响得以加速推进。
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都是讨论多年的老话题，然而因为疫情而出现了新内涵。数字化包括三方面概念，一是数字产业化，ICT行业随着5G的推出，仍然在快速地创新发展；二是平台经济、分享经济支撑系统仍然在快速发展；三是从宏观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数字化在加速改造传统行业，即产业数字化在快速推进。
比如，传统汽车制造企业，从客户信息收集、车型设计、到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整个流程的改造都通过云计算系统、内部数字化平台整合而成，这是非常典型的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的例子。2020年阿里的“犀牛智造”、青岛的红领集团，都属于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形成新业态。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导致数字化成为更紧迫的问题。随着疫情的冲击，疫苗及特效药存在滞后期，必然只能够通过隔离、加大社交距离来应对疫情，导致人们社会生活发生多方面变化，进一步加大了人们宅居的倾向，并使“独处”相关商品和劳务需求增长。从国际贸易数据来看，2020年计算机、家具、桌椅的贸易数据大幅度飙升。在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在线化、快递业等劳务需求也相应增长。
疫情的冲击，让大家认识到住房的重要性，面积较大且舒适的住房更为重要，而小区里跑步的人数也比过去增加，这都给房地产行业带来新需求。即便疫情结束，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导致结构性的变化。
第三是落实《巴黎协定》与双碳共识的影响。
《巴黎协定》有一些非常简单但重要的变化，之前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有比较大的差异，但现在每个国家都需要自主承诺决定自己的贡献。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提出了时间点上的承诺，尤其是中国的承诺最具世界意义。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成为真正的全球共识，这会带来发展转型、文明形态等一系列变化。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有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影响，即如何大幅度降低绿色溢价？绿色溢价指新节能技术跟传统能源或者排放技术比较，成本差距如何快速缩小。这当中可能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进步，需要大量企业的努力。
比如，锂电池汽车，最初的绿色溢价成本比例肯定占一倍左右。经过过去十几年的努力，上海通用刚推出一款3万人民币的锂电池汽车，说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有行业都需要为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实现做出努力，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投资，60万亿和140万亿是非常粗略的估计，这个投资量级有其合理性。这当中需要大量的投资，同时需要所有企业的努力，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和专家的合作，这也将是结构性力量的重大变化。
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明显变化
在大国博弈、全球治理、宏观经济政策等领域一段时期以来的某些趋势性变化，也因为新冠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强。这里简单谈一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刺激方面的突出变化及其影响。
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遭遇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跌幅，美国政府采取规模空前的宏观救助政策加以应对。虽然危机降临时美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已经大幅缩小，但是美联储仍很快采取多方面举措，把货币宽松与刺激力度提升到新水平。与十多年前金融危机比较，美国应对疫情经济衰退的政策选择中，财政救助刺激发挥了突出作用。
2020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以3月底2.3万亿美元疫情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为重头戏，从3月6日到12月27日共出台五次财政刺激措施，总金额3.78万亿美元。今年初拜登入主白宫后在3月底通过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法案。目前正在推进重点包括大规模基建的2.35万亿投资计划，后面还会有更多财政刺激经济法案推出。
过去一年多美国两届政府已实施财政刺激规模接近6万亿美元，加上正推进和拟议的财政刺激计划总规模接近10万亿美元之巨，远远超过应对金融危机时1.65万亿美元（包括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购买救助）财政刺激总盘子。
美国财政刺激政策超常实施现象，既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经济特点以及美国对长期经济增速放缓焦虑等现实原因驱动，也与美国政学两界对财政调控宏观经济基本认知转变动向有关。近年美国政学两界特别是民主党和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上次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财政刺激退出过早带来经济损害，同时强调在收益率处于历史低位情况下可以大幅度提升财政刺激力度和节奏，拜登政府对财政刺激“放手大干一场”冲动，得到上述财政决策新思维支持。
美国超强财政刺激措施对提升美国短期经济增速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也会有一定作用，但是无法提升美国长期潜在经济产出，也无法独立解决美国基础设施短板瓶颈等结构性问题，过度实施反而可能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如超级宽松货币加上超限财政刺激造成流动性过剩，并通过需求短期激增从实体经济和流动性两方面增加通胀压力风险，同时推高资产价格和金融风险。刺激政策人为提高总需求与国经济增速，但是如果有国际竞争力支持的潜在产出能力，又会导致美国进口过快增长与外部逆差失衡加剧，为美国后续引发经贸争端埋下伏笔。另外还会加剧美国债务快速攀升的灰犀牛风险。
总之，即便疫情能得到逐步控制并恢复到比较正常状态，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跟疫情之前相比会发生多方面深刻变化，对中国会带来特殊压力和全新发展机遇。应对目前形势，国内需坚持深化改革与促进创新双驱动战略，有针对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问题，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站在时代高度把握历史规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规则改革创新，推动外部环境朝着有利于我国现代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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