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思享】张燕玲：转型金融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张燕玲 中行原副行长

“绿色金融以支持低碳经济活动为主，而转型金融的涵盖范围更广，除与气候及环境相关的融资活动，也包括与经济、社会、人文、健康等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融资活动。在当前的实践中，转型金融更侧重帮助高碳排放领域的实体或经济活动向低碳排放转型。因此，转型金融的出现将丰富绿色金融的内涵，与之形成互补，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万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在接受新华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张燕玲认为，较之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更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适应性，可以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满足经济能源结构转型，特别是聚焦电力、石化、化工、钢铁、交通等重点传统“碳密集”领域转型的资金需求，支持碳密集和高环境影响经济活动沿着清晰的路径向低碳和零碳过渡。

张燕玲说，由于绿色金融的条件要求严苛，国内外部分银行或投资机构选择简单地对煤电等相关产业进行融资限制。然而各国实现低碳转型的基础、条件、路径和目标不尽相同。在欧洲，目前碳密集、高环境影响的工业企业、行业和经济活动相对较少，所以对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要求更严格，更多遵循巴黎协定要求。而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大国和国际制造业中心，有大规模的碳密集、高环境影响产业、企业和经济活动，同时在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占比较高，在推动社会经济实现低碳转型的过程中，背景、路径和阶段性目标与欧洲都有很大区别。如果继续采用这种简单化的金融“减碳”做法，对高碳企业转型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对社会就业等都十分不利。因此，转型金融更适合中国国情，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两方面的重要支撑。

一是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提供时间窗口。2021年我国原煤产量、消费量均超40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7％和4．6％，增长趋势仍未被打破。在当前全球能源紧张、地缘政治复杂的大背景下，贸然大幅压缩煤炭产出和消费，或实施严格的绿色金融政策，会加剧国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电力供应和经济社会稳定。但如果不转型，很难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通过转型金融，向煤炭、火电等企业有条件地提供转型资金，以金融手段引导促进其加快技术升级改造，在保证能源供应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为能源结构转型争取更多时间。

二是支持制造业低碳转型，帮助其保持竞争优势。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承担着世界工厂的职能，但碳排放金融化后将逐步增加制造业成本，制约制造业发展。推进转型金融有利于制造业通过发行转型债或使用转型贷款降低融资成本，并积极通过技术、流程等创新向低碳转型，保持并提升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据张燕玲介绍，近年来全球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增长强劲，发行人涉及电力、钢铁、水泥、建筑等多个行业。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两种金融机制为转型活动融资。一是允许碳密集型行业发售指定用途债券（Use－of－ProceedsBonds），二是允许企业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ustainability－LinkedBonds，简称SLB）。SLB着眼于未来，允许企业发债筹资，前提是其承诺在既定时间内实现具体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目标，未达到这些目标会导致对发行人不利的债券条款调整。

整体看，发行SLB更加普遍。2020年9月，巴西金鱼浆纸集团（Suzano）成为全球首家在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指南框架内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公司，这个债券也是新兴市场的第一只转型债券，目的是帮助该公司实现碳中和并最终实现负碳排放目标。该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规模7．5亿美元，期限10年，票面利率3．95％。巴西金鱼浆纸集团必须实现其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15％。如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将导致上述债券的票面利率一次性增加25个基点。

目前，我国在转型金融方面正在迎头赶上，企业和金融机构均积极通过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金融产品融入资金支持低碳转型项目，已形成一定市场。

张燕玲建议，未来应从机制建设、指标设置、技术标准、项目验证、奖惩措施、对金融机构考核等方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金融。她说，转型金融通常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层面的具体企业绩效相关联，需要推出更多的问责制并提高项目运行透明度，从而降低“漂绿”风险，有效落实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环保效益，并建立人们对高碳产业绿色转型能力的认可与信心，提高转型金融市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