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智库建设与舆论传播”论坛成功举办

2022年9月28日上午，“后疫情时代的智库建设与舆论传播”线上圆桌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新华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环球时报、凤凰网、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十几位资深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围绕“后疫情时代智库发展的关键问题与解决思路”、“智库如何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推进智库合作”、“如何构建智库与媒体的良性合作机制、提升舆论传播力”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分析。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凤凰网、中国网等媒体进行同步线上直播。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在欢迎致辞中指出，智库作为国家战略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智力资本构建和全球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纷繁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挑战，国际形势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此次圆桌论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此次论坛能够提出创新的思想，推动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与舆论传播能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严金明指出，思想创新和舆论传播是智库发展的重要两翼，舆论传播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智库作为思想创新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议程设定和舆论引导作用。2020年延续至今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时期，中国与世界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这对中国智库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授王莉丽主持了此次论坛并指出，智库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密集型组织，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权力的高度结合，构成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未来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全球性危机，世界各国亟须加强对话与协作，共同构建一个后疫情时代的美好世界。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智库通过其思想创新、舆论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的可能路径。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与媒体的舆论传播互为补充，可以共同构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智库建设和舆论传播需要从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三个维度持续发力。中国智库应发表更多高质量中英文论文；应改变过于依赖传统媒体的现状，提升运用新媒体能力，让更多专家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智库需进一步拓宽国际发声渠道，跨越信息鸿沟，减少信息不对称。新时代的智库建设应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智库生存生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中国智库应当勇立时代潮头，成为中国与世界联通的桥梁。中国智库应当具备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站在捍卫国家权益的前沿，站在舆论斗争和国家战略的前沿，要勇于发声，善于发声。中国智库要认清历史方位，为国家建言献策，主动引导国际舆论，要敢于为国家建言献策，敢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声。中国智库需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交流对话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指出，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国际话语权应做出更进一步的深入阐释，应从“定义权”、“解释权”、“动员权”三个维度加以深化：定义权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为全球提供新知识、新概念、新范畴；解释权可理解为关系生产能力，展现中国融入世界和全球发展息息相关的能力；动员权就是行动生产，能够让我们的传播内容转化为集体的行动能力。智库在构建国际话语权过程当中，面临着如何定义、如何解释、如何动员、如何前瞻的主要问题。同时，智库需要将独立叙事的角色和集体叙事的角色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辩证统一。在夺取更大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进程中，智库大有可为。

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李斌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当加快智库的建设步伐。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智库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智库的数量虽已攀升至全球第二，但其国际影响力和思想创新能力依然有待加强。中国的智库建设亟需提质增效：聚焦重大战略问题，增强战略性；聚焦焦点、痛点、堵点，增强针对性；未雨绸缪，加强研判，增强前瞻性；增强思想性；培育新概念、新理念，增强概括性；增强智库的调查性；影响公众、推动决策，增强智库的参考性。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执行院长朱旭峰指出，当前我国的智库话语体系构建存在两个困境：第一，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长期受西方学术体系影响；第二，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长期受西方媒体系统制约。对此，中国需明确理论指导，构建国家品牌，培养“以受众为中心”意识，避免盲目顺从西方的评判和发表标准。中国智库不能止步于发出声音，更要让对方“听到”、“听懂”。此外，构建中国智库的话语体系应当从五个维度着手：找准定位，从比较视角出发，思考中国学派在世界上的准确定位；贡献基于事实的观点，用真实的话语打动人；提升跨文化理解力和沟通力，尊重各国受众认知习惯；丰富品牌载体，保持开放心态；紧跟时代趋势，重视新媒体的传播潜力。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副总编辑李莉娟认为，传播技术的演进深刻改变了国际传播的语境。当前的主导传播模式已经从原来的大众传播，变成了“多位一体”的共创传播。同时，社交媒体如今已经成为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主战场。因此，中国需要实现智库和媒体的双向赋能，形成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合力。中国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应当把专业话语转化成通俗话语，把抽象的理念、概念、观念转化成视觉语言，走用户路线，让中国声音能够更好地在海外落地。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表示，加强智库与媒体的合作，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国际影响力，是后疫情时代中国智库建设的必解题，要大胆引进和培养一批政治可靠、善于国际传播的高水平人才，智库应与媒体共建国际话语创新平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话语创新平台需要从四方面着力建设：打造能够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理论性话语平台；打造能够辨析国际事件法理的实施性话语平台；打造熟悉国际组织规则程序，参与拟定全球治理规则和规则性话语的输出平台；打造能够大胆布设学术交流网络，扩大国际朋友圈的话语调试平台。

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兼凤凰网总编辑邹明认为，智库的内容建设和国际传播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努力培育具有国际IP效应的文化产品，积极尝试破圈；第二，智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媒体的功能；第三，我国智库应构建具有国际效应的年度论坛，吸纳全球精英，充分展现国际影响力；第四，中国智库要重视新媒体平台短、平、快的特点，充分利用“名人效应”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型大V，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智慧；第五，中国智库应更加重视国际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吸纳各领域的国际精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不但制造了一种空前的物理隔绝状态，而且还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制造了巨大的信息差，这时刻影响着中国的智库工作者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全面认知。因此，中国的智库工作者需要勉励奋进，研究真问题，真正地建言献策，真正地引导舆论，真正地争夺国际话语权。此外，后疫情时代中国智库的崛起，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激励，智库学者们应当“走出去”，积极探索世界各国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独特理解。

《环球时报》副总编辑谢戎彬认为，中国的媒体和智库需要深化合作，走一条相互结合的新道路，共同提升国际影响力，打造与中国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全球化的当下，各国民众对全球形势发展问题的关注日益加深，国内外的舆论也相互交织，而这也意味着媒体和智库需要发挥好国家决策层面和社会舆论层面之间的桥梁作用。此外，中国媒体和智库还要积极参与国际话题的讨论，发出中国声音，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国际舆论。由于受众阅读习惯的碎片化和传播生态的变革，媒体与智库可以优势互补、协同作战。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指出，以营利为目的的所谓“智库”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智库的概念，而且还淡化了智库的公益属性。因此，中国应该明确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的区别，建设具有真正公益性的社会智库，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公益性、中立性、科学性、长期性。此外，中国智库应当在后疫情时代重视重心下移和增量布局的问题。中国智库主体的建设和决策咨询体系的建设应该保持同步。后疫情时代，中国要在法律法规的规制下发展“思想市场”，建设各种配套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彪认为，智库本质应是思想工厂，为社会贡献思想和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媒体放大作用，智库可以引导社会思潮，并成为意见领袖。中国智库在未来的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科学决策机制；建立智库和决策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和成果报送体系；建设战略和政策研究性一流人才培养机制与政府的“旋转门”；探索新型的治理机构和治理架构问题，优化评审机制。

人大国发院是中国人民大学集全校之力重点打造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现任理事长为学校党委书记张东刚，现任院长为校长林尚立。2019年在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估中入选第一档次梯队，是唯一入选第一档次梯队的高校智库。

人大国发院围绕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域，汇聚全校一流学科优质资源，在基础建设、决策咨询、公共外交、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大国发院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引领者”为目标，扎根中国大地，坚守国家战略，秉承时代使命，致力于建设成为“最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