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思享】王建斌、徐若楠：中德交往应成连接中西的桥梁

文 丨 王建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徐若楠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

德国总理朔尔茨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年，也是中德建交50周年。回首过去50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互利共赢无疑是中德成功合作的金钥匙。

50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在老一辈德国政治家施密特、科尔眼中经济落后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4倍于德国，世界格局中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令西方一些人对中国产生焦虑，中美博弈及俄乌冲突等因素都对中德关系产生一定影响，西方“民主VS威权”的叙事方式也使得一些德国政界人士看待中德关系时严重意识形态化，德方对华“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华的客观认知，中德关系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以史为镜。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重温历史可以为我们找到中德关系下一个50年、乃至更长时间健康发展的钥匙。

在中德关系史上，翻译家卫礼贤是一位值得追念的人士。1910年-1930年，他将中国重要的古代典籍大规模译成德文，出版了享誉世界的“中国宗教和哲学”源流丛书，包括《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和《礼记》，将中国古老的精神财富带给现代的欧洲读者，开创20世纪“东学西传”的全新篇章。

19、20世纪之交是德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关键时刻。自1871年德意志统一以来，德国在高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繁荣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但物质至上和工具理性的盛行，也使德国驶向尼采所批判的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为了拯救德国人的精神困境，“在世纪之交的现代性危机和散乱的政治格局中，德意志知识分子努力为德国的现代性寻找新的出路，在一片荆棘丛中奋勇向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卫礼贤借助中国典籍德译并通过中西互释，建构出中西经典和文化精神的会通路径，重塑西方人文精神价值。

1928年卫礼贤在《东方精神之于西方更新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东方精神将能够从两方面启迪西方，一是“坚定我们生命的核心”，那就是爱，即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种爱扩展到全人类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是强调有机生命观，“使人在面对机器和科技进步时归于正位”，人主宰物，而非物主宰人。他在文末写道：“当我们从东方精神中获得这些启迪，东方精神真的能帮助西方精神自我更新，甚至比这更多：它将使西方心灵从现在的压抑和阻滞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的更新、深化和丰富。”卫译中国典籍促进了德国现代精神的形成，引领了近现代“东学西渐”的新风潮，同时，他还力主打破东西藩篱，共建中德学术共同体。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卫礼贤于1923年成立北京东方学社。卫礼贤主张中西哲学合体，共造世界哲学，中德学术力量联合，创造世界“新文化”。卫礼贤也因此被东西方知识分子如黑塞和季羡林等共同誉为“中国在欧洲的精神使者”。

中华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都在各自的发展史上为世界贡献了卓越思想和文明财富，中德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它更具有全球意义。百年前卫礼贤通过搭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促进东西方精神世界的互相启迪、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在今天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人类面临气候、能源、资源、疫病、战争等诸多重大挑战时，中德两国更应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着眼中德关系下一个5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健康发展，为人类作出更多有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