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文：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两个本质和两个根源

文 | 何伟文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

2018年可以说是中美建交后美国政府强化“对华遏制”的起点，当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301调查报告”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中国产品加征额外关税。这标志着华盛顿对华发起近几十年来世界贸易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从贸易到科技、产业领域，5年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日益清晰和趋向对抗，其本质是“两个工具”。

第一，沦为对华冷战、阵营对抗政治战略的工具。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的叙事方式、具体路径和政策措施，都是其整体对华战略方针的贯彻。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已经不再有基于经济规律和商业利益的对华经贸政策，只有冷战思维、对抗围堵手段及零和目的。

美国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认定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对美构成最严重地缘政治挑战”，因而在经济上企图扼杀中国的出口市场，进而扼杀中国实力继续增长的源头——先进科技和高端产业。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核心，和《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芯片四方联盟（CHIP4），以及大幅提升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规定等法律、政策和措施，都超出了关税和贸易限制的范围，是企图强行将中国封锁在世界前沿技术之外。

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一个基本途径是纠集盟友，运用G7、美欧峰会和北约维护它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根据此逻辑，在经贸政策上，其组建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企图建立排除中国、“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特别是芯片供应链。而随着美国的地缘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经贸政策上也相应提出了排除和围堵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

第二，沦为逆全球化和对抗多边贸易规则的工具。

美国所有对华科技、贸易及投资打压围堵，以及纠集盟友隔断中国，都是直接与全球化对抗，与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规则对抗。它们直接违反了世贸规则的精髓——无条件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违反了公开公平竞争原则，而采取了关贸总协定有关条款禁止的单边认定、单边关税和单边限制，违反了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文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规定。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钢铝关税和基于“对华301调查”而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的单边关税已被WTO专家组认定为非法。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已被中国诉诸WTO，中国已在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对美国《通胀削减法》违反世贸规则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迄今共立案616项争端，其中美国作为被告为157项，占总数四分之一强，超过欧盟和中国被诉案件数之和。美国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不但是中美双边问题，而且是美国对抗多边规则的全球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自己毫不掩饰这点。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署提交国会的《2018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年度报告表示，现行多边贸易规则是针对美国的；美国不允许世贸组织损害美国企业和家庭的利益。可以说，美国是全球化和多边贸易规则的最大破坏者。

究其根本，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有两大根源。

第一是政治根源：对霸权受潜在威胁的焦虑和不安。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总前提是，美国的霸权是历史合理形成的，不允许其受到动摇。其他国家只能按照与美国一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运行。在一些美国精英看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美国完全不同，而实力正在日益接近美国，这引起他们的极大不安。在他们的设想中，美国一定要把中国削弱到在前沿技术、高端产业和世界影响力方面对它无法构成重大威胁的程度。

第二是经济根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衰落。美国制造业在20世纪70年代中达到顶点，此后竞争力逐步下降。到了21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设计、品牌、金融和营销，制造业竞争优势日益缩小。美国虽然具有土地、能源成本优势，但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不具备海外市场地理优势（欧洲和亚洲市场上已经发展起来的当地企业更具竞争力）。而世贸规则的精髓恰好是按照市场比较优势，所有企业都平等地进行全球自由选择、自由竞争。这正是战后初期美国凭借其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产业实力和竞争力而推动建立的规则体系。随着几十年来竞争力的消长，美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因此，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基本的政策选择都是对抗世贸规则，单方采取限制，人为划分供应链，以确保美国利益。

就后果而言，美国的对华贸易战给中美经贸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

首先，中美双边贸易急转滑坡，美方受损更大。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达到6335.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4784.2亿美元，从美进口1551.0亿美元，均为历史高点。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双边贸易额下降14.5%，为5413.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4186.7亿美元，同比下降12.5%；从美进口1227.1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可见美方受打击更大。2020年，虽然经济贸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美双边贸易反而回升到5867.21亿美元，升幅8.3%。2021年，双边贸易额大幅回升到7556.4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为5761.14亿美元，从美进口为1795.31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2022年1月-8月，中美双边贸易仍然保持同比两位数增长，但9月份出现断崖式下滑。9月-12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依次下降11.6%、12.6%、25.4%和19.5%。2022年全年中美双边贸易额7594.27亿美元，比上年微增0.6%，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2%，对美进口下降1.1%。

可以看出，美方单边关税对中国对美出口的打击是暂时的，但2022年9月份以后，科技打压封锁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且比较强烈。综合计算2018-2022年中美贸易累计增长，美国对华出口受影响更大。据中国海关统计，过去5年中国对美出口累计增长35.4%，从美进口则只增长21.2%。

其次，单边关税使美国企业、家庭和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美中贸委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所研究发现，对华贸易战使得美国2018-2019年GDP 减损 0.5 个百分点（1080 亿美元），家庭实际收入减少 880 亿美元。纽约联储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美经贸摩擦使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减少 1.7 万亿美元。2018-2022年，仅美国服装、鞋类、旅行用品和家具行业因关税产生的直接成本超过1660亿美元。因此，迄今美国已有6000多家公司向美国法院起诉美国政府对华加征关税为非法，要求政府赔偿其损失。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160 名跨国公司 CEO 联名呼吁拜登政府取消对华额外关税。据前述美中贸委会报告预计，如果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今后5年美国 GDP 将合计减少 1.6 万亿美元，并在2022年就业岗位减少73.2 万个。因此，美方发动的单边关税贸易战已经失败。

再次，中美在彼此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均出现下降。

美国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使得美国在中国全球贸易板块格局中的比重下降，重要性减弱。2018-2022年，美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从13.7%下降到12.0%，减少1.7个百分点。同期东盟比重上升2.7个百分点，抵消了美国比重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前两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出口额分别为826.76亿美元、800.99亿美元和715.70亿美元。美国失去了长期以来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地位，被东盟和欧盟超过，退居第三位。同样，据美方统计，美中贸易、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相对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也显示出劣势。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虽然中美贸易额刷新纪录，但欧盟超越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2019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事件。   

最后，中国对美投资走低，美国对华投资仍在增长，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信心相对减弱。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21年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55.8亿美元，比上年减少7.2%。美国国会正在酝酿、拜登政府坚定支持的“国家关键能力保护法案”（NCCDA）如果通过，将对美国对华投资带来严重的、实质性影响。据美国荣鼎咨询集团估计，过去20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额的43%将适用该法，此法将迫使美国公司重新评估在华业务。美中贸委会2022年8月份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会员调查显示，对未来5年中国商业前景展望，只有15%的企业表示乐观，36%的企业表示比较乐观，合计占比51%。

综上所述，华盛顿发动且不断升级的对华贸易战、科技战，是美国穷凶极恶地对抗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对抗全球化和多边规则的全方位表现。它将继续在一定时期内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损失，但是由于它违背历史潮流，违反经济规律，最终必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