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两制”社会潜藏大裂隙

    近两年来，中国义务教育政策取得的最大突破就是：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经允许农民工子女上公立学校，并同样享受免收学杂费的义务教育待遇。在一些城市，譬如上海，采取了把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入公立小学的政策措施。这些城市在教育公平方面的进步得益于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的“三把火”，他把解决“受教育不平等的扩大，尤其是城乡差别，作为当务之急”。但是，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看，不尽人意之处仍然多多。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城市社会和学校不能从根本的价值理念上接纳农民工子弟，“一校两制”的后果可能对农民工子弟造成更大的伤害。

　　《南方都市报》以“上海一公立中学：东部贵族西部平民”为题，报道了上海市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东部”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吃午餐，下午6:00放学；“西部”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吃午餐，下午3:30放学。新的课桌椅，搬到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没份；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提出了“社会团结”的概念，并区分了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度分工”，随着分工的扩展，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由此而形成了“社会整体意识”，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更高层次的“有机团结”。然而，在一个高度分工和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社会中，对社会团结造成威胁的主要隐患是：高度分工造成了高度的异质性和个性，这会削弱了社会成员的共同联系，人们往往只是认同某个有限的群体，而不是认同整个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超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亦即农民工进城，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活力之源头。但是，来自乡村传统社会的农民进城打工，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其高度的异质性和个性。整个城市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两大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大群体中的个体只都是只认同以户籍为划分的有限群体，而不认同整个城市社会，因为他们之间的共同联系极其脆弱。

　　然而，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城里的”政府，在GDP主义驱动下，对于进城的农民工采取了堂而皇之的歧视政策，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就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关键就是将“属地管理”的概念偷换成了“属户口管理”。农民工进城打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撑起了城市发展的半壁江山（很保守的估计），他们把青春和血汗洒在了“城里的”土地上，城市的GDP和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他们的辛勤劳动，但他们奉献之后却不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真正按“属地管理”的原则，他们人在哪里，生活和工作在哪里，那里的政府就应该保证他们最起码的社会权利，包括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城里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下降，学龄儿童大大减少之时，城里的政府却宁愿关闭学校，让教师提早退休，也不对“外来的”农民工子弟开放。

　　道理一讲就是十几年，现在终于有所突破，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有了代表着文明进步和社会团结的义务教育政策。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以往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根子扎得极深。从80年代开始，“城乡二元结构”被从农村搬进了城里，现在又进一步被很具体地搬进了学校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一校两制”，还不如不并校。因为我们是在很具体地培养一种“不平”乃至“憎恨”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儿童时的经历会对孩子的人格及行为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难道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当学生在学校里被人为地打入另册之后，他们可能终身都难以融入他们很有可能不得不在此生活一辈子的城市社会——这是一道极其深刻而又危险的社会裂隙。

　　因此，在并校之后，无论对“东部”还是对“西部”的下一代，更要做好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的工作，这恐怕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建议将媒体披露的上海市的这所公立中学为试点，及早让社工介入，赶紧弥补已经产生的社会裂隙。在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给予中国社会一个忠告，如果我们的教育政策不彻底改弦更张，农民工家庭的第二代、第三代会成为中国城市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譬如孩子在父母务工经商的城市上学，却不能在那里参加高考，这仍然是“属户口管理”的拙劣表现。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大学，与其在高考招生时作出“向西部倾斜”或“向贫困地区倾斜”的姿态，还不如首先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弟就近参加高考的问题。当然，也应该防止“高考移民”，其实这很简单，譬如规定必须高中三年或者中学六年都在当地就读才能参加高考。至于高考升学率，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计算时做点手脚就成。一个根本问题是，无论如何，城市的教育资源要优于农村，明明有资源，却要把它闲置不用，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说法，与贪污同是“极大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