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说：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香港说：我发展得快，是因为我紧靠在祖国大陆身上。

香港，地处广袤的中国大陆和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之间的枢纽地带，联系着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和整个世界经济的脉搏。

香港之于中国大陆和国际市场的地位，就好比一座桥梁，而这座桥梁繁荣的程度则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首先，两个市场本身的贸易能力如何，因为只有在强大贸易能力的支撑下才能产生足够大的贸易流量；其次，两个市场之间通过此桥梁进行贸易的主观意愿如何，为什么走这个桥梁而不走其他的桥梁；最后，这个桥梁本身对贸易流量客观的吸纳能力如何，桥梁的建设是否足够畅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无疑较好地扮演了这个桥梁的作用，自身也从中获益匪浅。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思路的偏差，使得中国国内市场始终和国际市场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除了同苏联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有少量贸易往来和技术援助的交流之外，中国大陆同世界经济几近隔绝。而在这一段时期内，香港充当了中国大陆同世界经济的几乎是唯一的媒介，经香港进口的货值占中国进口总值的比重曾一度高达55%左右，出口值达40%左右。

在1949年到1978年约30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始终处在一种“自力更生”的封闭条件下，其对外贸易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对于弹丸之地的香港来说，经手这样一个庞大国家近乎一半的进出口，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这样一股庞大的贸易流的刺激之下，香港经济在中国大陆的“扶持”之下经历了一个飞速的发展阶段。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划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就有三个在广东、毗邻香港。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到回归前夕，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香港的人均GDP在1994年已达到23892美元，仅次于卢森堡、美国和瑞士，居世界第四位。这种经济成就不仅仅来自于香港自身良好的管理体系，更来自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力支援。

而中央在珠三角所设立的经济特区，更加使得港粤合作模式成为开放的中国最具示范效应的楷模。粤港之间投资和贸易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两者贸易量和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而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的签署，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投资和贸易合作的障碍被进一步消除，而十一五规划首次纳入香港，也为它“更上一层楼”提供了更大契机。

香港经济的未来，因祖国大陆的继续发展、支持而继续前途无量。（谢逾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