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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七年:1997—2005
中国网 | 时间: 2007-01-26  |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在请辞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

董建华特首向中央政府请辞3天后的3月13日,没有人怀疑,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了。这天香港天气薄阴,在商业区铜锣湾的商场里、街道上,人流摩肩接踵,几乎让人忘记了不到一年前,这个城市的零售业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巨幅广告牌上,谢霆锋注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面孔已由稚嫩变得成熟。楼市的热闹让更多的人感到未来又充满了希望———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在惊涛骇浪般的8年即将过去的当口,香港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着特首突然更迭的消息,市民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某种程度上这是充满回忆与和解的几天,就连那些最反对董建华的人士,此时也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董生”的理解。

13日中午,董建华位于半山的住宅嘉慧园却仿佛置身事外。附近没有行人,只有路旁停了两辆本港媒体的采访车,一位记者在车旁吃着快餐。入口处站着一位保安,代替了12日以前在这里站岗的多位警员。我们驶进大楼车库,被拒绝拍照。四周的安静,几乎让人难以想象,处在舆论中心的前任特首就住在这栋楼里。

在前夜,特首位于深水湾香岛道的别墅香岛小筑,现场所见也没有亮灯,车场也没有停泊任何车辆。

在香港的高地上凝望这座城市,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致辞言犹在耳。当时他用并不特别擅长的粤语读出了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父亲董浩云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说,要记住,你在香港,将来到国外去念书,要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光荣,有机会你要帮国家、帮民族多做一点事情。如今他有机会———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机遇———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了。

在那之前两年,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的标题是“香港之死”,内容涉及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犯罪分子、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无人察觉的危险正在来临,在那11天前,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泰国财政部长辞职。曾在1990年代攻击过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并获利颇丰的国际炒家,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正在急攻泰铢。

就是在这样的雨夜,中国政府庄严地收回了香港的主权,整条巨龙的光彩都映照着它口中的珍珠,而世界对这条巨龙的怀疑的重量,也都压在这颗珍珠上,甚至都压在了董建华身上。

“硬颈人”

在当时的“高地”上,董建华已年近60岁,依旧龙精虎猛,体健如牛,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因而在此后8年中博得了“7-11”的绰号。他的爱国爱港的热忱毋庸置疑,往日经历中跨越坎坷的能力也无可挑剔。同时,他的行为模式已经固定,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企业商圈而非政府机构。8月份禽流感突袭,香港人“杀鸡杀到手软”——共杀了100万只——接着就是新机场营运首日出现混乱局面。“谁都没应付过,没有相关经验。”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如今回忆说。这些仅仅是香港坎坷8年的伏笔。

7月2日,香港回归翌日,泰国被迫放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泰铢贬值。董建华显然没有警觉到危机即将袭击香港,而在整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的序曲。

因此,当“八万五”建屋计划出笼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1997年10月,董建华在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长远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作为长远的建屋目标。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香港的房子太贵了,普通阶层人士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

1997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曾调查最低收入者居住的笼屋的状况,发现笼屋是社会问题的表征。与此同步,整个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的经济泡沫,也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金融风暴,整个香港都没有准备,”2005年3月12日下午,46岁的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回忆说,“风暴在泰国、韩国爆发时,我们还在忙着回归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那些国家的灾难也会落到香港。”

1997年,香港很可能是亚洲最成功的财经金融中心。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政府奉行明确、简单的税制,基建、银行及金融设施完善。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在亚洲名列第2。外汇储备9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它能够给予流通货币的支持,不仅是1倍或2倍,而是8倍之多。在那以前的20年中,世界各地先后经历过至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香港没有,始终像乐观的童子军一样大步前进。

香港的经济堡垒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仿佛坚实可靠;事实上它的骨架也确实大多是以钢筋铸就,除了一根玻璃梁柱:包括贸易、金融、法律、会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占到GDP的85%以上。资金的投入异常迅速,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资金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流出。

出租车司机苏顶明永远忘记不了1997年10月20日,当时他到内地玩了6天,回到香港时,原本价值30多万元的股票就只剩下不足4万元。许多香港人攥紧了矿泉水瓶,在炎热的天气里挤在一起,看着证券交易所的显示牌目瞪口呆。

当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至23日,恒生指数持续暴泻,与8月份市值高峰期相比,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达35%。仅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就超过了2100亿港元。同样截至这一天,银行利息上升了300%,楼价开始下沉。

香港零售业常常喜欢叫嚷“跳楼”价,如今真的有人从变成了负资产的按揭楼上跳了下去。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同样糟糕的一点是,这一关键的时间点仅仅出现在特首宣布“八万五”建屋计划的两周后。

面对城市遭遇的灾难,董建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倔强和执拗。这位在其后7年中被称为“硬颈人”的特首,决定承受短痛,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避免长期的不确定性———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成为了他的信心基础。金融风暴的阴云在香港上空盘桓了18个月后,决斗的时间到来了。1998年8月,当“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董建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决定入市干预,以挽救整个城市。

香港人对于楼价10年上涨10倍印象深刻,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歌星王菲在1997年以七成按揭,分20年供款的方式以4800万港元购入了沙田宝松苑豪宅,每月供款额达29万港元,两年后只能半价出售。楼价的惨跌制造的负资产户数以十万计,2001年,据中原地产数据,香港60万个负资产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

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克雷宁教授看来,香港当时是陷入了经济学所称的“财富递减效应”。他的浅显的解释是,股票市场跌落40%,人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就会减少购物支出。减少购物支出,生产就会减少,受雇用的人数也会降低。

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说,切肤之痛却总是体现在房地产上,而不是理论上。在短期内,房地产的低迷直接造成中产阶层破产,又连累百业受损,拖垮了整体经济,正是每个人都可看到的事实。

特首的首个德政,“八万五”建屋计划,由此惹起了一些争议。有人开始说,在金融风暴扫荡楼市的时期,这一计划无异于雪上加霜。特区政府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1998年6月起就不再出售地皮。不过,由于偶然或者误会的原因,这一计划的正式宣示废止却迟到了整整两年。

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曾为房屋政策定下了3个目标,一是尽快提供公屋,把轮候期由7年缩短到3年;第二是灵活地处理居屋的出售;第三是明确指出政府的目标是稳定楼价。

金融风暴来临之前,香港经济正处于发展到相当阶段,福利主义抬头的时期,形势暗合了董建华本人的思想。1998年2月14日,他在香港电台朗读了写给妹妹董亦平的特首家书说:“你知道,我处事一向注重原则,也有自己的理念。”在信中,他说自己不会在金融风暴前退缩,并坚守三个信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

生为船王之子,品性忠厚的董建华对普罗大众的民生状况抱有同情,这或可揭示他迟迟不愿彻底放弃“八万五”建屋目标的心理动机。

2000年6月,董建华先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首次承认,“八万五”建屋目标早已不再实施,因此已经“不存在”。对于香港经济来说,这是等候已久的一句话。翌日,早盘恒生地产分类指数即上升1.08%,跑赢大市,恒指则上升0.76%。

实际停止与宣示停止之间的时间差,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是特首的执拗性格的体现,更有人指责欠缺沟通意识,不熟悉公共政治的基本技巧。欣赏董建华的人则指出,这恰好说明“董先生不是政客”。“被传媒问出,而不是自己说出,证明他好单纯。”

“在香港做官必须会作秀,”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则言简意赅地总结说,“董先生不会作秀。”

下层人士则显然对董建华的善良充满理解。3月11日,在红区的永昌茶餐厅,40多岁的伍先生表示不关心谁做特首,这时厨师插嘴说,“董生是好人!”事实上,关于董是“好人”,在香港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话题。

亲力亲为,尽心竭力

在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各个经济体中,香港恢复最慢。香港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香港人参与经济转型的心理动力不足。

特首认识到了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香港制造业转移至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所占比例过大。他试图开展新型的制造业,推出“中药港”、“数码港”等计划,并图谋重振电影工业。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可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因此他期望香港的大公司承担起历史使命。

香港“数码港”计划总投资140亿港元,意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帮助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今天,深圳的IT业规模远超香港,但在1998年,香港却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当之无愧的神话之城。既靠家族财富的支撑,又靠新概念,李泽楷的平头形象被视为是时尚楷模,他本人也被称为“小超人”。盈科的并购活动轰动全球,TOM上市亦盛况空前。然而,这一领域里最有野心、最理想化的传奇故事却以幻灭收场———“科技股变科幻股”,新经济的果子落到了别处。4年后,如同“大使”牌轿车作为一个象征物进入记录南亚历史的文学,李泽楷面对提问时“呀呀呀”的张口结舌声也被录制进了香港电影。

不过,“数码港”计划还是给香港带来了成绩,富有特色的创业板市场启动了,为成长性良好的新兴高科技企业新辟了融资渠道。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取得1.1%的增长。这个转折点一出现,香港就开始走上复苏之路。

在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肖耿看来,香港的坏消息中又有着很多的好消息:楼市跌70%,股票跌40%,失业率从2%升到8%,但社会稳定,银行的坏帐只有3%到5%,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架构没有受到冲击,企业破产没有导致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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