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中国政府与英国谈判香港回归问题前，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对香港主权的立场也比较相近，认为香港的割让与租借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英国必须将香港归还中国。1982年，中国政府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的归还问题，同时大陆对台政策也出现历史性的调整，提出“和平统一”的基本对台政策，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台湾当局原有对港政策面临新的形势，酝酿新的变化。然而，在中英谈判初期，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还不明朗，台湾当局的香港政策调整方向并不明确，经历了从消极观望到盲目乐观再到务实应变的变化过程。

1982年中英两国举行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之初，台湾当局继续延续“汉贼不两立”与“法统”政策，公开表示不承认中英达成的任何协议，而且采取消极态度，主张从香港“全面撤退”。1984年初，台湾“行政院”草拟了“香港应变计划”，计划将台湾驻港官方机构及其所属人员，在1990年前全部撤回台湾。不过，在国民党内部，以严家淦、倪文亚与蒋彦士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为代表的务实派，在看到大陆收回香港的坚定立场与中英谈判的大势后，提出新的主张，提出了“尽力保护在港利益，决不轻言撤退”的口号，主张台湾应在香港各阶层发展实力，与中共进行长期斗争。最后，蒋经国指示，台湾驻港机构和人员非到“最后关头”，不要撤离香港，逐渐成为日后台湾当局处理台在港机构与力量的基本政策方向。

为了适应香港回归出现的新形势，台湾当局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设立与调整涉港组织机构。1983年8月，台湾“行政院”成立“对外工作会报香港小组”，首次有了专门涉港事务的临时编组机构，后改组为“香港问题研究小组”。在中英草签联合声明后，台湾当局于1984年10月将“香港问题研究小组”提升为“行政院香港小组”，扩大编组，成员包括了“外交部长”朱抚松、“内政部长”吴伯雄、“国防部长”宋长志、“教育部长”李焕、“法务部长”施启扬、“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侨委会委员长”曾广顺、“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经建会主委”赵耀东、“新闻局长”张京育与“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等人，林洋港为小组召集人，可见该小组规格相当高，显示台湾当局对香港回归问题之重视。1987年3月，中葡签署澳门联合声明后，台湾当局又将“行政院香港小组”调整为“行政院港澳小组”。

此后，为适应两岸关系与港澳形势的发展，1991年1月，台湾“行政院港澳小组”并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下设港澳处，专门负责港澳政策研究、规划及与相关部门进行有关港澳事务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强与港澳各界的联系。“港澳小组”并入“陆委会”，显示台湾当局将港澳问题作为两岸关系的一部分来处理。

由于两岸关系依旧对立，台湾方面对香港回归持负面看法。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台湾当局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重要的文件不予承认。台湾“外交部”当日发表声明，对英国政府将香港主权归还中共“予以严正谴责”。次日，时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表示大陆对港政策“50年不变是骗人”，香港“将进入黑暗时代”，“将全力协助港人”争取自由。台湾最高当局在当年“国庆文告”中攻击中英联合声明“全盘是骗局、阴谋和统战”。

在这种政治思维下，台湾当局将鼓励香港居民撤退台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对港澳亲台人士采取鼓励回台定居政策。1984年9月18日，台湾“侨委会”在台北成立“香港侨胞回国事务咨商服务处”，宗旨是“为有意移民台湾省的港人提供快速而详细的回台投资、置业、定居及就业等资料”，同时决定“通过香港人士在九龙成立新的机构，就近对香港侨胞出入境、回台投资、置业等有关事项，提供最确实迅速的服务”。11月改组的“香港小组”第一次委员会讨论的工作重点仍是简化手续、提供方便等，鼓励香港同胞回台投资、定居，以及加强对香港同胞的服务与协助。

1989年6月，台湾“行政院”公布“我国对港澳地区工作方案要点”，提出“简化港澳同胞入境手续，便利忠贞人士回国定居，拟订必要时接运忠贞港澳同胞返台计划”，显然台湾有撤离香港的规划。不过，在香港过渡期间，香港对外移民多选择美洲，较少选择台湾。依统计，1984年到1988年，申请赴台定居的香港居民为9847人，批准9678人，但入境定居者只有1043人；到1990年5月，有15000人申请赴台定居，其中3000人入境定居 。

不过，由于香港对台湾经济发展重要，在两岸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台湾当局在计划人员撤退的同时，还是希望香港继续作为与中共斗争或打交道的重要地方，不愿放弃在香港的利益，因此又主张“不主动撤退”。1985年，台湾当局提出要“不屈不挠地与中共周旋到底，非到无立足之地，决不轻易撤离香港”的政策，主张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同中共较量。1986年，国民党当局又提出采取“充分利用过渡期，全力以赴，发展力量”，“要有守有攻”的原则，支持在港亲台社团。1987年4月，台湾“行政院港澳小组”要求驻港机构要有“立足香港，长期奋斗”的准备。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确定要把香港建成“反共复国”的桥头堡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前哨基地。

蒋经国于1988年初去世后，李登辉先后出任党主席及“总统”，台湾进入李登辉执政时代。台湾当局的对港政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要延续过去的对港政策，主张采取随机应变甚至主动的做法，以巩固、发展在港阵地，要把香港作为继续与大陆竞争的“最主要战场”，同时决定“九七”之后，驻港机构和工作人员不撤退，进而将港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政策规划，要坚持港澳据点。

台湾当局这一个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所引起的。上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不乐观，中国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英国当局也有意改变对华对港政策，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变得消极。台湾当局认为国际形势变得对台相对有利，不仅有意配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和平演变”，而且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出现变化，又企图将香港作为与大陆进行对抗与斗争的基地。

台湾当局对港政策也逐渐向制度化方面迈进。1989年，台湾制定《我国对港澳问题近、中、长程因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