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建的建筑面积接近20亿平方米，新造汽车达到几百万辆。过去10多年间北京市居民的空调拥有量增加了约1000倍。大多数居民消费结构从以生存型为主过渡到以发展和享受型为主，生活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拉动了能源消费量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由于建筑和交通能源消耗量的急剧攀升，学术界开始呼吁节能要从节制奢侈消费开始。

“地大物博”这一概念，目前已开始受到国人的质疑，专家学者纷纷要求将此从教科书上删除，能源紧张和资源浪费已开始让国人警省。家庭轿车增长等原因正导致交通用能快速增长，这是导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频频闹油荒的关键因素之一。专家警告说，我国如果照搬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世界能源供应体系，并没有为占人口总量6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达到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水平做好准备。

其实，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不同的生活消费方式、理念可以导致不同的能源消费需求。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现在起就要有资源危机感，就必须树立“过紧日子”的理念，建立节约资源为荣，浪费资源可耻的社会公德和公民道德，保持享受型消费的“度”，摒弃奢侈性消费和不良浪费。

可悲的是，许多先富一族就像暴发的土财主，远远未能树立财富人应有的节制消费、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习惯和品格，动辄以摆阔挥金如土炫富、斗富。在能源供需矛盾十分严峻的形势下，我国甚至出现了“赶超”发达国家生活消费方式的误导趋势。正是这种难以遏制的奢侈性消费冲动，使我国成了世界上奢侈豪华性消费的“大国”，成了“后起之秀”。

节制、文明的消费理念既需要国民的自觉自省，也需要科技创新，需要产业政策的引领。要通过科技创新，加大高端消费品的技术含量，努力减少资源的不合理使用，甚至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无端浪费。比如要住大房子，就要承担必要的能源环境成本，既遵循了“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又可以成功引导合理生活方式选择的目的。

为此，政府有关部门亟须引入“能源环境成本”的概念，利用价格、税收等市场信号，让高收入、高消费人群率先承担能源环境成本，为全社会选择合理生活方式作出示范。我们不反对高消费，不反对享受型消费，但必须反对和禁止奢侈性的浪费。高消费者由于过多地占有资源，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能源环境成本，付出与消费享受相当的经济代价，作为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共享的补偿。国家应建立相关的价格、税收政策，尤其是应加大奢侈消费品的税赋档次和征收力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能，通过“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两只手联合调控，有效遏制奢侈消费和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

政府更应该发挥引领和调控的职能，在建立社会高能效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为大多数民众提供适宜合理生活方式选择的条件，引导社会资金向高能效项目投入，从而为构建科学、文明、节能的社会发展机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