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省长孟学农与张文台副主任委员交换意见
必须摸清具体情况后，我们还要召集专家进行讨论，不光要有专家的意见，还要有领导的看法，很多问题只有一线的领导才能搞清楚
张文台副主任委员表示 ：“我们的调研主要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为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当好参谋。中部的河北、山西很有代表性，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也很有代表性。我们通过调研、学习、思考，总结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性的经验、规律性的政策，提出规律性的对策，认认真真完成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四个共同’：和大家共同研究一些新问题，共同总结新经验，共同制定新对策，共同提出新建议。你们可以将情况资料提供给我们，我们回去之后还要认真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了解方针政策，了解国家意图，了解下一步的情况。”
张文台副主任委员认为，必须摸清具体情况后，我们还要召集专家进行讨论，不光要有专家的意见，还要有领导的看法，很多问题只有一线的领导才能搞清楚。有时候专家提出的意见要和实践相结合，必须要有领导的参加。他强调“创造先进不容易，保持先进，发展先进更难。任何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要做到继续有新发展、新突破是很难的。我觉得你们整体的思路是很好的，比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就很大，实施总量控制，实行目标责任制都是很好的，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创建先进活动就要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就没有基础。还有就是要实行领导责任制，同时还必须依靠科技推动，真正的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不管是开采资源，还是治理污染，没有好的科学技术，要想进步很难”。
“山西省是一个污染大省，环境生态破坏是全国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给别的省份做贡献，我们交了2.8亿，得到6400万，我们的2.16亿就支援给全国各地了，这是不合理的。”
山西省牛仁亮副省长在谈到环境生态治理的问题上，总结出了一个小问题，一个大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小问题，第二个是制度上的大问题。
他说 ：“第一个，建功同志在郑州汇报已经说了，环境保护部对各省生态环境项目基金的项目支持，我们国家治理污染的费用来自各省的排污费，收取这个排污费的10%要交到环境保护部，按照全国的情况来部署项目，重点安排，这是很好的安排。但现在的情况是环境保护部在制度上每年每个省的项目不能超过八个，一般是6-8个。每个项目的资金不能超过800万，就到极限了，也就是6400万，不能突破。但是我们山西省，每年排污费是2.8个亿，占全国的16.6%，按制度要交2.8亿，但国家只能给我们6400万，现在有些时候还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数字，这就是制度问题。山西省是一个污染大省，环境生态破坏是全国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给别的省份做贡献，我们交了2.8亿，得到6400万，我们的2.16亿就支援给全国各地了，这是不合理的。我不是对环境保护部不理解，是制度设计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向环境保护部反映过，这次希望全国人大能再交涉一下，我们也不是希望完全返还回来。我的项目如果符合你的要求，你返给我。不符合，你一个项目都可以不给我，这个制度把我们可能的资金给压缩掉了。山西是资源大省，同时也是污染大省，正因为能源贡献派生出来污染，国家应该给我们更多的资金支持，现在不仅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反而从我们这儿掏了两个亿，这实在是从感情上过不去。有的同志问：我们山西怎么搞的，省政府怎么搞的，我们本来就资金不够，每年还要给全国掏两个亿，我们确实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制度性建设上，牛副省长举几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投资不足的问题，生态成本高的问题，生态补偿的问题，这些问题聚集在一起。企业污染，谁污染谁治理，中央的思想有了，但是现实中做不到这一条。从法律上，你把污染者起诉到法院，法院最多就判120万，他污染获得的收益1200万甚至1.2亿都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受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还没有发言权。你这个企业污染肯定对这个城市造成破环，老百姓没有地方去发言，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些企业老板好办，他可以举家移民到沿海。我们省这些煤焦企业的大老板，在沿海，北京，买很多房子，生态移民的情况很严重。普通老百姓深受其害，但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这个污染大户他有能力有资金到生态好的地方去，大老板儿女上学都是乘飞机到北京的。”
“如果人大能立这么一个法，我觉得，中国的污染，会有战略性的转变，这个事情我们和全国人大也议过，有不同意见。”
牛副省长表示：“我们政府现在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政府也有监督单位，环境保护部等，但他和企业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政府是猫，企业是老鼠。你到那去检查，他跟你打游击，包括电厂，设备上了不运行，你去了他才运行，你走了他又停下来，你根本就没办法，防不胜防。”
牛副省长有一个建议，就是要通过全国立法，彻底的用经济办法来解决环境这个问题。牛副省长说 ：“你必须制定一个排污标准，任何企业必须按标准进行排污，如果达不到标准，可以不惩罚，也不关你，国家就收取足额的费用，什么叫足额呢？就是政府来治理，政府来投资来建立，政府可以招标，可以让别的企业来处理，做脱硫、脱氮。你排多少污染物，需要多少费用去治理，就收多少费用，就这么简单。”
牛副省长说这是一个大法。“如果人大能立这么一个法，我觉得，中国的污染就会有战略性的转变。这个事情我们和全国人大也议过，有不同意见，我们国家的什么生产力水平啊，人均GDP等问题。可现在是排污企业把钱赚了，外部成本由老百姓承担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中央和国务院明确的思想就是谁污染谁治理，企业现在不治理，就收企业的钱，国家来治理，污染需要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如果收的你都没法生产，正好这个企业就应该关闭。”
牛副省长认为，现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根本干不下来，不可能干下来，现在节能减排的减排指标到五年以后，认为是完不成的。“我举一个例子，山西省政府汇报里面有一条，就是原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认定我们六个行业新排放的二氧化硫是23万吨，国务院给我们分配的任务，到’十一五’末，不算这一块，我们要净消减21万吨，才能达到国家10%的净消减二氧化硫，全国净消解是10%，我们消减得多一点是13%、14%，但是我们如果只把21万吨消减下来，我们还排23万吨，23万吨什么概念呢？就比原来那个指标，不仅一个百分点没有减少，还要增加，如果山西省这个情况，那全国呢？山西省治污就那么差吗？不是的，山西省的治污在全国是排在前面的，治污的手段、治污的效果在前面排着，所以必须要有彻底的经济办法，别的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