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能否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直接决定中国的未来 麦圈／图

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一年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但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果能让农民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将能有效地化解这些发展中的问题

今年年初以来，一份摘编的文稿一直在各大部委之间传阅。半月之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这份并不起眼的新农村建设材料上做出批示。

这份材料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等五位教授呈送的报告摘编而成。五位教授向中央汇报，他们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及实施有关。

这是国家领导人对五位教授上书的第二次批示。2006年11月中旬，另一位国家领导人已经对该报告予以批示，认为报告反映的内容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报告反映的新情况抓紧研究。

一年前，新农村建设战略正式开始实施，但在一个拥有世界22%的人口、耕地面积不足世界10%的国度，迅速改善农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投入巨额资金——2006年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亿元，达到3917亿元。但是，叶敬忠等五位教授通过调研认为，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

“他们集体失语了。他们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本来这台大戏他们是主角。”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外部力量主导

在2006年，国家正式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出现了三股力量：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动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培训农民等项目；第三股力量则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

这三股力量虽然殊途同归，但彼此的意见并不一致。

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和城市化同步进行，解决“三农”问题，重点是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有的学者对此却表示忧虑——城市化可能带来的是失业、贫民窟。

而在发展的重点和次序上专家们也存在争议。比如，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文化建设、应该发展“村容整洁”还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解决农村负债还是培育新型的农民。

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多种模式：传统乡建运动中知识分子主导的新农村，以韩国、日本新村建设为模板的新农村，以华西村为模板的新农村甚至新村庄建设的新农村等。

“新农村建设到底想干什么，可能有关方面也没想清楚，所以各有各的做法。”6月24日，茅于轼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

在查阅浩瀚的各种论述文章之后，叶敬忠，这位长期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发现，虽然农民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听到的几乎都是来自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农村外部群体的主张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