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目前我国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全民保健的费用？

葛延风：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建立这样一个制度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们的测算，每年所需费用（按2005年价格）为1500亿元~2000亿元。2005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8.5万亿元，而当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已经达到7590亿元。1500亿元~2000亿元的基本卫生保健费用占GDP总量的比重仅为0．8％~1.1％，比例非常低。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将全民医疗保障提上政府议事日程时，人均GDP大致在2000美元~7000美元之间。总体上，我国已经到了着手制定和推进全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阶段。

另外，通过强化初级卫生保健可以明显降低疾病负担。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后，全社会的卫生总支出甚至有可能降低，至少不会对国民经济构成负担。事实上，通过个人及其他形式的费用分担，同时考虑到政府已经对公共卫生等方面进行的投入，建立这一体系所需的新增财政投入更低。

所需新增财政投入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成，还可以考虑同步开辟新财源，提高烟草和酒精消费税税率，所得收入专项用于基本卫生保健。这样，需从现有财政收入中调整支出结构筹集的资金量更低，新增600亿元的投入就可基本解决。总之，财政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建议，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鉴于目前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别过大，要保证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基本一致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关键问题之一是要在各级政府之间形成合理的费用分担机制。总体上，我们建议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地方政府根据财力情况适当分担。在组织管理方面，基本服务项目和标准由中央政府确定，地方政府具体组织实施。

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反对推倒重来

中国青年报：您一开始就坚持反对医改“市场化”，坚持政府主导，许多媒体甚至给您贴上“政府全能代表”的标签，您觉得这样的理解准确吗？

葛延风：不完全准确。我们反对医改市场化，是因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存在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在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一些医生出于“创收”的需要开大处方，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这些弊端皆源自医疗服务机构的过度市场化。

但我们并非完全排斥市场，以前人们对我们多少有些误读。对于非基本医疗服务机构，全面私有化是不可取的，但也不可能且没有必要全部由政府举办。合理的做法是采取多元化的组织方式，形成公立医院、非营利医院和营利性医院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

不同类型医院实施不同组织管理方式。对公立医院，建议仿照特殊法人治理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布局、医院规模以及服务内容等由政府根据卫生事业发展规划确定；基本建设、设备配备等由政府投入，资产为国有；日常运行费用主要来自面向公众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收入，必要时政府给予补贴；建立更加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改革人事和分配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非营利医院应当参照国外非营利机构的一般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营利性医院参照企业管理方式，但政府要对技术标准、服务质量、价格等实施严格监管。

中国青年报：你们当年对中国医改的评价引起很多共鸣，但也有不少争议，其中一个质疑就是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改革的成本太大，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引起社会震荡。对此您怎么看？

葛延风：我们强调两点，一是合理衔接，二是逐步过渡。新旧制度之间应形成合理衔接。我们提出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并不推翻原有制度，而是嵌入其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继续保留，但要取消个人账户，定位于保大病的非基本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及家属为保障对象，随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覆盖范围不断扩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仅应覆盖未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农村人口，也应将城市中不能被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的人员纳入。

新制度的建设要注重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布局合理的基层公立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在城镇，应以现有的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服务站）为核心，整合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所属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公有医疗资源。在农村，则应将乡镇卫生院和能够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进行整合。对于公立资源不足或缺失的，应予以恢复性重建，重点是农村。同时，对布局进行调整，尽可能实现资源分布的均衡，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广覆盖。

对于现有大量公立医疗机构，政府要确保投入并对机构布局、业务活动目标、服务方式、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以及资产、人事、分配等实施管理。同时，引入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非公立医疗机构，我们提出“半公营化改造”和“购买服务”两种改革思路，建议通过实践进行比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