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扎根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土壤中的协商民主，从目前看比选举民主更适合中国这块土地

11月15日，《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发布，成为继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后，又一个围绕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发表的白皮书。外界对此的反应正如《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鲁宁所说：“既有点儿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它的评价是“新意不多，但不乏亮点”。最大的亮点就是它以一种与国外其他政党平等的语气，改变了以往世界革命式的“惟我独尊”的话语方式；而作为对这项制度正当性的主要论据，“中国国情”贯穿于这个白皮书的始终。

国情的选择

有论者认为，当一种制度在个别国家的成功被无限放大后，往往招来其他国家非理性的追随与复制，非理性的主要表现就是不顾及自己的国情。这样的证据在各大洲都能找到：“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几乎常年陷于分裂之中；泰国的民主陀螺已经摇摇欲坠；同样效法美国的非洲部分国家的选举几乎演绎成一场场乱战。

白皮书将中国的政党制度植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专家从两个方面解读这一现实，一方面，中国的情况复杂，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难以收拾；另一方面，发展中大国的现实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心无旁骛地埋头苦干，这同样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那谁是中国的坚强领导呢？鲁宁认为，倘若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从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国家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做考量，这个领导核心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核心地位，一方面源于其历史的积淀，另一方面源于其现实的革新。前者提供了政治上的正当性，后者则让这种正当性得以延续，而中国近些年取得的引人瞩目的发展，则为这一正当性提供了实践依据。

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内在联系是：后者用对选举民主的适当限制排除了可能的涣散，又通过对协商民主的充分发挥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

协商的土壤

贯穿于各级政府决策的协商民主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个创造，专家认为，这种扎根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土壤中的民主，比选举民主更适合中国这块土地。

协商民主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其最大的关键是，怎样能让这种协商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不致因其广泛性而达不成共识。中国共产党的解决之道是:通过对各自联系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权利进行保护，来解决代表的广泛性问题；同时不断提高妥协的技巧，以便使各方在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一解决之道不断推进的结果，就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话语权得到了保证，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载入宪法，赋予了这种协商民主的形式法律上的约束力。

成果是显而易见的。据白皮书介绍，近三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代表人士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重大书面意见、建议达200多项，内容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国防、外交、港澳台侨等诸多方面，其中广受关注的问题有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地区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地区、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改革等问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等。由于很多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是各自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的建议有时是决定性的。而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这种参与还体现于各种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法律及法规、国民经济中长期计划的制订以及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建议。一位熟知决策程序的学者指出，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决策，如果少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与，其质量和进程都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