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了。这次在改革开放30周年节点上的会议是改革的再出发,不仅总结了过去,更着力探索未来。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农村改革的里程碑式文件,试图从根本上化解数十年来的城乡二元格局,其功效不亚于全面免除农业税的价值。对于未来的中国现代化事业而言,不可能只有城市的现代化,而无农村的现代化,不可能只有工商业的现代化,而无农业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只有市民的现代化,而无农民的现代化。

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大发展,是难以想象的；要想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中实现跨越,没有农村的崛起,没有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样是难以想象的。30年来,我们所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式改革。这些年来,经过诸多实践和争议,学界逐步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实际上存在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运转。

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由于经济的“蛋糕”做大了,曾经几乎占据整个国民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再一支独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多向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也稳步推进,有力地主导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的这一支柱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城乡二元体制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中,如果不着手攻克城乡二元体制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顽强堡垒,改革的步伐将被拖缓,甚至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

30年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出发的,这既是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也与改革成本有关。今天,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将农村改革作为重点推向了前台,这就不仅仅与改革成本有关,而是从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全局的高度思考,试图寻找新的改革支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够跨越历史的沟壑,彻底挥手作别计划经济体制。从实践层面来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破解,牵涉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政策的调整,随着这种调整的深入,诸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选举权、户籍制度等等都可能随之发生政策变迁。所以这一轮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目标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但突破口之后还有一个接一个新的突破口,这些突破口由于牵涉甚广,曾经都是上一轮改革的难点,但中国改革的步伐不可能因为困难就停滞不前,关键是科学部署,团结一致,形成共识,稳步推进。

在全球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当下,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中国不仅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大业,也肩负着大国责任。让中国数亿农民安居乐业,让他们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现代化发展,让中国农村在这一波改革浪潮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创造蓬勃的生产力,必然使中国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衍生出广泛的发展机会。虽然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依然稳健运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依然没有改变,但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把握住新的发展机会,真正破解城乡二元格局,建立城乡经济新体系。这样才能让中国稳定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制造出更多的机遇,这不正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吗?

30年来的改革探索业已达成千万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今天,回首改革历史,展望未来的改革航程,从容自信的达观心态已然取代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这是一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新航程,是有了清晰价值观指向的新航程,是一场和传统发展观的改革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新航程。农村改革的脚步声正是这一新航程的起锚声。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抓住土地改革的机遇,增加攻克各类改革难点的机会,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题中之义,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契机。

溪流汇聚,终将入海。历经30年变迁的中国改革事业,正处在关键时期。往前航行,立于时代潮头,需要清醒、智慧、勇气和历史使命感。新一代改革者理应善于发现、勇于把握关键机遇,完成前辈们未竟的事业,开辟改革者自身的新事业。本报评论员 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