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远虑与近忧

当前，“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的盲目骄傲，逐渐认识到，按人均算，我国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氛围日趋浓厚。

然而，国家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却难以完成。２００６年，全国未能实现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４％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２％的目标。究其原因，客观上，我国正处于重化工阶段，大规模生产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难以完全避免；主观上，一些地方和企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仍然不强，只顾眼前，不计长远，没有认真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

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已不是一个遥远的“明日危机”，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２００３年，全国有２２个省份拉闸限电，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国家环保总局曾有一个保守估算，仅２００４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全国ＧＤＰ的３．０５％。”。

有人说，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但是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当前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高速发展的美国相比，起码存在三方面的差别：一是在大致相当的土地面积上，中国人口是当时美国６倍多；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比当年美国快一倍；三是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当年美国水平。这一切都意味着，目前中国的治污任务更为沉重。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资源环境成本看作我国未来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有专家测算，假如矿产、土地、水、空气被迅速消耗、破坏，工农业生产成本将成几何级数翻升。由于这种破坏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将比可能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加严重。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着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逐渐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今年，又连续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资源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身利益，更是事关民族未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使节能环保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尚需全社会付出更大努力。

化解社会矛盾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２９年来，中国人民感受最突出的一点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２００５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０５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名列第８５位，比１９９０年前移２０位。其中一些社会指标的进步举世瞩目，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２．５亿减少到２０００万。

但是２００６年，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城市化、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指标计算的社会水平综合年代差，中国与英、美、德、瑞典、法等国差距超过８０年，仍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

从各国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处于１０００美元至３０００美元之间时，是社会矛盾最突出、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说，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这样的国情出发，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从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使百姓享受到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然而，我国正面临着一系列“两难”矛盾：既要加快工业化，又要超越依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广泛吸纳劳动力的优势；既要推进城镇化，又要避免大量圈占农田导致耕地减少、农民失地……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出现的新特点，给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许多新的难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已经取代过去的单一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取代了封闭的社会，成万上亿自由流动的“社会人”正在取代过去那种一辈子依靠单位的“单位人”。诸如此类的变化，既使一个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也给中国社会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