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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趋势:禁区越来越少 机会越来越多 
中国人成名的方式,在1997年有了巨大的改变。
1997年,11月2日,凌晨两点15分许,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一时刻,王峻涛用笔名老榕,在四通利方的体育论坛上发了一张帖——《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
从那一刻开始,这张被记入历史的帖子开始成了一个传奇;新浪网也是在这个帖子引发的轰动效应下,提前9个月诞生了......>>
刘心武:与时俱进的成名曲线
与大多数如流星般消隐于“伤痕文学”浪潮中的作家不同,刘心武永远赶得上新来的浪潮
1997年,时年35岁的刘心武自称诚惶诚恐地把《班主任》的手稿塞进了邮筒。这时,他刚刚以一名普通编辑的身份调入北京出版社。此前,他自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后,便在北京13中教了15年的中学语文,住在什刹海旁柳荫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中,即使在文革中,也从未中断作家梦......>>
马胜利走过风雨很低调
马胜利什么都不想说,这并不是秘密。在回忆录《风雨马胜利》中总结自己失败时,将原因归为个性张扬、个人英雄主义的马胜利,终于在几度个人与“江山”的沉浮后,改了秉性。什么都不想说了。
马胜利可以不说,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国企从计划年代走向市场的艰难历程中,抹不去这个人的痕迹......>>
史玉柱:名利营销术
现代版经济界的基督山伯爵,由史玉柱成功演绎,他成就了中国商人一种典范:你要光明正大地站起来,就要对此前的失败负责。
然而,对他的评价也日渐苛刻,权威的《财经》杂志分析认为,史玉柱之所以还钱而不是选择破产,只是为了能顺利而正大光明地接管脑 白金系列产业,以及重新走到台前。而一名叫何学林的策划人出书说,所谓还款义举只是他和史玉柱一手策划,其目的是为了转移当时媒体对脑 白金的科学依据和营养价值的怀疑,即所谓的“危机公关”。
对史玉柱的形象,从此定性在半红半黑之间,不管他做了什么,都被认定为出自商人逐利的本能。保健品已经被认定为暴利行业,而且他那个得意的脑 白金广告,从1998年轰炸国人直到今天,多年蝉联“全国十大最差广告”的称号,而史玉柱谈起这个广告来,依然谈笑风生。没有声名之累,史玉柱如鱼得水,在2001年底卖掉“脑 白金”后,他给中国观众奉献的是另一个依然毫无营养的广告,里面只有两盒药和反复吟唱的4字台词“黄金搭档”......>>
仇和:一个争议官员的成名前后
成名仇和本是农民出身,1957年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农村。1978年他考上了大学,这成为仇和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当时稀缺的大学生,他进入省农科院工作,两年升为副处级。
1996年,仇和作为江苏省派出深造人员,从美国学成归来,并在39岁的时候担任宿迁市副市长兼下属的沭阳县县委书记。2000年,仇和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8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
在地理版图上,仇和所在的宿迁市在省内都是个默默无名的地方。这个10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短,虽说行政级别和江苏的苏州、扬州一样,但名气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更要命的是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如果说宿迁在江苏有什么特点,那就是“突出”的穷。1996年宿迁建市初期,人均GDP还不到江苏省平均水平的1/3,仅相当于中部地区的1/1.7,被称为江苏经济的“第四极”。这个排在苏南、苏中和苏北之后,既穷且大的宿迁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板。
然而就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仇和的命运在2004年发生了转变,依靠一系列激进的人治色彩浓厚的改革措施,他一举成名......>>
师洋:我会红
师洋说:“我会红”。于是,他红了
甘肃省天水市十年内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潘石屹,是地产商人;一个叫师洋,是今年上海东方卫视“莱卡我型我秀”的“人气冠军”,他用搞怪的方式征服了一大群“格格”们,据师洋自己说,“格格”有80万。和潘石屹相比,师洋成名的速度似乎来得更快了些,但为了这一天,师洋已经准备了整整8年......>>
30年来中国人成名方式素描
——30年来中国人成名的方式变化多端,但核心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释放人格型
代表人物:丛飞
今年3月份,央视的“感动中国”颁奖礼上,又一次将普通人升格为名人——比如其中的河南青年魏青刚。他让人感动的行动是,他在青岛打工的时候,滔天巨浪中勇敢下水三次救人,懂水性的人都知道,在这种大浪下到海里,和自杀没什么区别。他的壮举正好被一位住在事发现场的老人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他是一个普通人,然而,感动中国的就是他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在他朴实的脸上展露无遗......>>
成名:从国家生活到公共领域
“他们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是奋不顾身的;他们在社会冲突中,往往是克制自己,牺牲自己,所谓‘狠斗私心杂念’,直到消灭个人的任何欲望,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新闻学者李良荣曾经勾勒出1976年之前中国名人的经典样貌,这个时候中国的名人叫典型人物。他们由组织指定,“自上而下地宣传,我样板你学习”。
正如文化批评学者张柠所言,传统中国的城市内部没有“公共生活”,只有“家族生活”和“国家生活”。毫无疑问,典型人物属于“国家生活”空间——紧密配合国家的各项工作,直接为当时的路线、任务服务。
1976年之后,“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在“家族生活”和“国家生活”的空隙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领域”,一批具有典型异质特征的名人开始在这个空间取得文化领导权,如马胜利、刘心武、袁庚,他们力图突破僵硬的意识形态空间,他们不再是单一颜色,不再是官方样板,在新中国的名人史上,他们第一次在引起巨大共振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注:文字稿件来源参考《新世纪周刊》 编辑:杨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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