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将户籍、档案挂靠在集体户口，而在广州又没有房产、亲戚的年轻人来说，落户前集体户口管理单位往往会和他们签署一份协议，如果需要结婚、生子，他们就必须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将户口外迁。根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一旦他们没有房产和直系亲属，结婚、生育就成了一个令他们头痛不已的问题。（据１２月４日《信息时报》）

    数十万人的婚姻被集体户口紧紧捆绑，可以想象，这会带给他们人生怎样的尴尬与苦涩。然而，对这样的“户口捆绑婚姻”，相关管理单位却一脸无辜。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有着良好的善意初衷，还有极其权威的目标诉求，那就是便利计划生育管理。

    于是，我们才看到，在集体户管理者眼中，他们只管户籍难管计生，让落户者结婚后把户口迁走实属迫不得已；计生部门则称，广州的流动人口太多，涉及和需要协调的关系十分复杂，目前没有更好的可操作的方法；公安局户政处又表示，集体户本人与所在单位的协议属企业行为。真是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理由，而最终留给那些集体户只能是一脸茫然和无奈。

    我想说的是，难道还有谁比这些集体户更冤吗？众所周知，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宪法与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可是，这样的自由，现在却要被一纸户口给牢牢捆住，这又是怎样的可悲呢？在今天，城市买不起房已经让无数人承载着太多的苦痛，一些女性心中的“嫁给爱情还是嫁给房子”的叩问，足以让我们体味到这个时代人们的无奈与人性的伤痛，而这样的集体户口无法结婚，无疑更加凸显民生困境下公民权利正在遭受着更大的剥夺。

    如果说让更多人摆脱生活的困窘，拥有自己的家园，尚不得不假以时日，那么，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的权利，无疑是迫在眉睫的事。在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在保障实现权利面前，公权部门本应没有任何理由。那种“方便管理”的旗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权力的自大与自私。要知道，保障公民婚姻自由的权利，对于相关公权管理部门而言，首先想到是如何竭尽所能为公民提供方便的服务，而不是用“一刀切”的做法，以剥夺权利的代价，来实现所谓良好的“制度初衷”。

    既然我们所处的已经是一个自由迁徙的时代，那么，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就必须由户口管理向人口管理过渡。也就是说，户籍制度只应承担单纯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人口信息统计功能，而不应该再捆绑着太多的公民权利。政府公共管理要体现善治，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斩断户口与那些公众权利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从制度层面上，当前户籍已经逐渐与教育、社保、结婚、生育等诸多因素进行脱离，而配合这样的制度理念，公权部门必然要做的，就是在管理中放弃那种“户口捆绑”思维，以更多的制度创新，来提供社会服务。

    尽管我们也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户籍最终落点是个人，集体户口这一特殊产物必将淡出。但是，这样未来的制度诉求，却不足以消减当前公共管理部门的责任。毕竟，在现代社会，人们服从政府的管理就是依赖政府在给他们造成最小不便的基础上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从这个意义看，在广州出现的“集体户口”对公民婚姻自由权利的捆绑现象，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公共服务的缺位，而这也是滋生如此尴尬的管理现状的重要原因。所以，“集体户口”对公民婚姻自由的捆绑，为我们展示的，只能是当前城市管理者的冷漠与傲慢，我们的城市也必然因此而缺失太多诸如公平、平等、公正、开放这样的要素。(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