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的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表示，绿色GDP未获地方政府普遍支持，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12月10日《新京报》）。

“地方政府”和“绿色GDP”算是谈了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要是论说，大都“爱”得轰轰烈烈、死去活来，但一到要办手续结婚了却又躲闪不及。这不能不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个悖论。虽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就算只剩下一个省，环保总局也一定会坚持到底”，但话中的悲凉意味和现实尴尬让人不得不反思：为何地方政府在“绿色GDP”这个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做了回好龙的叶公呢？

在“GDP年代”，层层加水的GDP指数早成了不用脸红的潜规则，数字的加法游戏尽管是打肿了脸的结果，但毕竟是“胖”了、而且能得利；而“绿色GDP”天生就是一个只会做减法的“败家货”，不管你自然资本损耗多少，其最优选择总归是在原有GDP指数上“剔骨疗伤”的结果，而且这一核算过程很可能暗合了自揭其丑的程序正义，在政府的形象工程惯性里，谁还有这份勇气和底气呢？

所谓绿色GDP，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的地方政府与绿色GDP“只恋爱不结婚”，根本而言，怕还是在于这场声势浩大的爱情本身就是“家长爱情”，不是“自由恋爱”——某些地方政府所至爱的依然是“GDP”、而不是“绿色GDP”。

为什么“绿色GDP”的逻辑完美战胜不了“GDP”的千疮百孔呢？其实还是“效用选择”的问题。政府行为的价值尺度是复杂的，譬如，如果主要经济增长的压力大于绿色的收益，就难免使绿色指标虚置，淮河治污十年无功而返就是最好的例子。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也是制度扭曲下的“坏人”：一方面是政绩考核体系的按兵不动；一方面又是政绩观上的绿色浪潮风起云涌。这种“激励扭曲”的结果就是：两种制度不打架时可以左右兼顾，一旦利害冲突则“官”心立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早就告诫我们：“……政府天生不是抽象道德人，其行为选择必然带有制度化的利益动机。”因此，只有对考核政绩的传统数字体制革故鼎新、由独立权威部门刚性核算绿色GDP、引入民意核算等多元核算机制等，才能杜绝地方政府在与“绿色GDP”的“爱情长跑”中不花心、也不讨价还价。(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