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犹如一个在房顶上，一个在地面上。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后来者居上，就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撤掉梯子，维护技术差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拉开帷幕之后，中美经贸摩擦迅速转入战略对话。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尽管人民币汇率一开始便是美国关注的主要问题，但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未将其当做主要议题，而是把知识产权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显然，美国关心的重点已经逐渐转移到中美的生产力及其结构的变化。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时代的标识。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企业的投资、生产、采购、销售甚至研发已不再有国界的概念。全球范围成为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空间。这种时空观的变化，使贸易、投资等企业活动的自由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中美经济的发展便体现了这种全球化下的“开放型经济”特征。

二十年来，中国借助外资，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而美国经济则发生了三大变异：第一，中间阶层的丢失。1995年到2004年美国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3%左右，但中间阶层的实质工资仅增长1%不到，1999年到2004年甚至减少了近4%。中间阶层并未享受到美国经济繁荣的恩惠，美国社会趋于“扁平化”，支撑民主主义的中坚力量开始动摇；第二，美国经济出现“沃尔玛现象”。在IT革命下，美国生产率急剧上升的部门不是IT制造业本身，而是应用IT的服务业。流通领域的批发、零售业，金融领域的证券、保险业等生产率上升显著。大型超市沃尔玛因大胆创新企业组织结构，应用IT技术实现了生产率快速提升，成为典型代表；第三，服务业岗位流失。以往这种情况仅在制造业发生，例如在服装、纺织行业，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熟练工人取代了美国本土劳动力。如今，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会计、数据处理、程序设计等新兴服务业也实现了网上对外委托。印度、中国等人才足不出户，即可在网上获得订单，实现“远程就业”，进而吸收了美国的服务业岗位。

其结果导致美国经济呈现出一种不合逻辑的怪诞现象，即新增就业人数连续39个月上升，同时，失业率也跟随上升。这种统计上的不合逻辑，表明美国经济处于结构性转型状态：一方面企业用工增加；另一方面，企业淘汰员工的速度也在加快，新兴企业迅速涌现，破产企业也层出不穷。

经济表象的背后总隐藏着政治命题。因此，在布什执政六年后，目前美国政治体系中，保护主义又重新抬头。而这一轮的保护主义带有明显的“唯生产力论”特征。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从蓄积、振兴生产力角度，提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原论。布什的“唯生产力论”当源于李斯特，而其出发点则是“知识产权保护论”。

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在今年11月下旬，41个发达国家在东京签署了专利制度统一化的新条约。关于专利取得资格，美国第一次放弃“发明在先”，认可“申请在先”原则。当时，日本舆论就指出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撤梯子”行动。

关于这种“撤梯子”理论，近期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了一本《梯子》，其中就有明确的阐述：在经济发展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犹如一个在房顶上，一个在地面上。发展中国家要爬上房顶，其路径就是模仿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后来者居上，就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撤掉梯子，维护技术差距。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何美国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看做最重要的话题，其保持、扩大中美产业战略差距的意味已经显现无疑，或许这也是其一再申明“中国责任论”的用意所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军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