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吴敬琏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今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支持春运票价上浮到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几乎他所说的每个话题，都成了网络上的“重磅炸弹”。 然而，这一次，他招来的不再是拥护的掌声，他让自己成了炮轰的对象。对此，吴敬琏表示：“如果当政协委员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3月14日《竞报》）

“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这句话说得好。尽管笔者仍然不同意吴敬琏在本次两会上所发表的某些言论，但是这种“讲真话”的精神的确让人感动。说一些毫无意义讨好大众的话其实很简单，而明知可能挨骂，依然保持己见才是真正可贵的。

巴金先生说：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自由表达的权利比表达的内容更重要。公众应该尊重吴敬琏自由表达真话的权利，就像我们同样希望决策者与精英阶层尊重大众的自由表达权一样。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动辄使用“把吴老头家拆了”这样的流氓话语，显然是不对的。

说要“把吴老头家拆了”的人，不大可能真的这么去做，无非过过口瘾而已，其实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为什么群众中有些人不能心平气和地与吴老争辩，而偏要不理智地选择谩骂呢？

有人认为这是“民粹主义”倾向使然，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我对此不敢苟同。学者秦晖说过，公正的转型方式是民粹主义的最佳免疫剂。反过来，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产生这种危险的主要土壤，而寡头主义则是转型期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因此，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民众狂躁与精英自负，看似相反而实相生。大众即使偶尔流露出某种民粹倾向，那也跟所谓“中国文化传统”无关，而是转型不公正的结果。

这种转型不公正，直接导致了民众权利的脆弱。正因为民众权利的脆弱，温和的、理性的表达对他们而言往往是无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采取某种过激的方式以引起注意。这一点，在讨薪民工身上表现得再清晰不过。不是民工不爱惜生命，专门喜欢搞“跳楼秀”，而是他不把动静弄大点儿就讨不回工资；同样，不是大众不喜欢理性的“坐而论道”，而是他们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没有位置，他们的理性分析不容易被决策者听见，如果他们不通过“骂”的方式努力提高声音的分贝，那么他们的声音就只能淹没于精英的侃侃而谈——而后者的侃侃而谈往往直接以前者的利益牺牲作为代价。

因此，单纯指摘中国大众中的“民粹主义”，指摘他们素质低下，都是不公正的。如果的民众权利总是处于脆弱状态，那么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环境就很难形成。（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