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春城晚报》

李万友 个人文集

“谁也告不倒我。你们这些记者又没有权，报（曝）了我的光又怎么样？老子还是照样当官，而且还要当局长。”昨日上午，本报都市新闻部收到一张特别的明信片，落款为“重庆市江津西湖贪官韩书记”，这名“腐败书记”极富挑战性的留言，着实让记者吓了一跳。随后，记者向北京、河南、重庆等外省同行一打听，得知他们前几天也收到了这种“示威贺年卡”，而且都是从重庆市江津市寄出的，据估计，这种“示威贺卡”至少有1000多张。“威胁贺卡”从重庆市江津市寄出，江津市委宣传部怀疑有人盗用“韩书记”名义，实际上是要举报他。（《春城晚报》3月16日）

今年1月，30余名农民工在贺卡上写上了“讨薪”的话和“祝你快乐”等祝福语，然后将贺卡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格外引人注目。在这种与众不同富有“人情味”的“讨薪”的背后，实在让人忧伤。可以说，贺卡讨薪是农民工无奈之下一种“理性”的“创意”，其中包含的是农民工辛酸的泪水。如果说欠薪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农民工去讨薪能够顺利的话；如果我们的监管部门监管到位，没人欠农民工一分钱；我们的农民工也不愿意如此的“抛头露面”，甚至给某些部门蒙羞。

我们的社会不缺乏好人，更有包括媒体在内的众多正义力量，“贺卡讨薪”事件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引起当地的高度重视，在多方面的“压力”下，“贺卡讨薪”并没有成为“肉包子”，农民工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贺卡讨薪”的成功，也给社会一种有益的“启示”。在这样的“启示”下，不需要多大的“创意”，甚至只需“模仿”一下，另类贺卡就能新鲜出炉。这不，有人将“威胁”写在贺卡上，发明了另类的“威胁贺卡”，并将“威胁贺卡”发到媒体举报“贪官”。

其实，“示威贺卡”是“讨薪贺卡”的衍生物。一前一后，两起事件在相隔短短两月曝光，并非偶然，其中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来已久，且早已引起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国家也三申五令强调不的拖欠农民工工资，而且还专门出台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但令人遗憾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仍时常发生。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家人治病、给孩子交学费，农民工工在三番五次摧讨无果下，甚至采取过激行为走了极端触犯法律。这说明欠薪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治而不愈的社会痼疾。尽管“贺卡讨薪”成功了，但不能说明我们已经解决了欠薪问题。要真正解决欠薪问题，仍然任重道远。现实中，与“欠薪、讨薪”问题同工异曲的事比比皆是，比如举报问题、上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新三大山”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与欠薪问题如出一辙，也是一个个治而不愈的社会痼疾，要想彻底根治何其容易。

就拿举报问题而言，按照法律规定，公民有举报的权力，但由于现实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一个“贪官”往往牵涉大批官员，为了保护彼此之间的“利益链”不被涌破，官员们就官官相护，甚至不择手段滥用手中权力，使得举报“贪官”上加难。在当地举报不仅没有结果，而且往往还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前久农民DV进京举报的“创举”。

农民DV举报是一种无奈。同样，贺卡举报也是处于无奈。贺卡举报“贪官”，其用心良苦的目的无非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能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迫使有关部门介入调查，狠心“捉拿”和严惩“贪官”。至于所举报的“贪官”，当地已曾经接到过多次上访，但究竟举报是否属实还没有查清。可想而知，如果在当地举报能够有效的话，也就用不着如此费财费力。当然，我们不可能就此认为其真的是贪官，只有等待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水落石出后才能断定其是真与否。

“示威贺卡”举报也是一种警惕。对于某些善于滥用职权的官员来说，要控制所管辖的媒体是轻而易举的，发起脾气来对媒体如此大言不惨也有可能。现实中，大多官员要出政绩，往自己脸上贴金，要当地媒体宣传其就得宣传，而对于“丑事”其是不敢擅自披露的，否则就认为媒体在“制造麻烦”。去年，参与报道广西南丹“治污秀”的当地媒体，成为“治污秀”的帮凶。参加报道的记者并不是不知道那是作秀，也不是心甘情愿地采访报道，而是在有形与无形的压力下进行违心的报道罢了。2005年，农妇郭四芬因为卖水果的三轮车被城管办人员扣走，找到时任陕西府谷县分管副县长祁万才反映情况，后因副县长“工作忙，没空”没有接待，郭四芬同副县长先后三次发生打骂，各自受伤，随后副县长报警，公安机关最终向农妇下达行政拘留15天的治安处罚决定书。对此，有记者来到县政府采访祁万才，谁知祁万才在办公楼的走廊内冲记者大喊：“新华社、焦点访谈的记者我都接待过，你们不要诈唬我！”。有如此妄自尊大的官员，对记者大言不惨难道就不会有吗？“谁也告不倒我。你们这些记者又没有权，报（曝）了我的光又怎么样？老子还是照样当官，而且还要当局长。”这样的话，也许只是被借用而已。

“示威贺卡”举报，采用“冒名顶替”、威胁媒体的方式，是不理智的行为，不但对他人进行名誉权的侵害，如果有关部门查实幕后操纵者，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方法不可取，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另类贺卡再次出现，只希望事情能够水落石出，给社会一个客观公正的交代。

从理性的贺卡讨薪到不理智的贺卡举报，折射的是举报的艰难。在反腐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完善反腐制度和建立健全反腐机制，同时也需要创造一个“适合”的举报环境，让举报权回归民众，人人都争做反腐的参与者，而不是无奈之下的明哲保身。我想，彻底根治社会痼疾也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