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忠 个人文集

4月8日《北京日报》报道：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

中国历史从封建时代走到当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就没有逃脱过官本位的宿命，“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是当下最通俗，也是最牛气、最霸道的官本位的宣言，升官发财，是中国社会进入有阶级社会以来的显规则，似乎升官、发财，是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显规则语境之下，又有几人愿意当农民、当工人？

陶渊明先生是最有名的隐士，但他也有南亩可耕，也有奴婢可使唤，并且他的归隐是在追名逐利失败之后的归隐，他最终做了半拉子农民，但即便是这样的隐士、清高之士，第一选择也还是做官，就陶渊明来讲，大约也是因为做了官才有了归隐的本钱，一个整日打柴、耕田的农夫野老，甚至连归隐的本钱也没有，这也就是当官的好处吧，由陶渊明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对于官本位的打破，解放后才真正有了改观，如果让时光退回到三四十年以前，那时候无论管对学生还是居民进行问卷，大约排名在前的必然是当解放军、当工人，然后大约是科学家、教师、农民，没有人会说愿意当官，甚至也没有人直露的表示当干部，因为一个一下手就想当官的人，会被人们看作是神经不正常，也会被人看作其“有野心”，这里面有政治的原因，但又不能说没有工人农民地位上升带来的社会观念的改观。

三四十年前的一个干部，充其量只是戴一幅眼镜，夹一个半旧皮包，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戴一顶赵本山式的解放帽，即便有双皮鞋，也不敢擦得太亮，这样的干部，大约与公仆的形象比较靠近，而焦裕禄式的纯公仆，则是卷着裤管的泥腿子，比普通老百姓的形象没有二致，而这时候的公仆们又是什么待遇？通常也只是五十元工资与四十五元工资之差别，如果碰上工人老师傅，那干部的工资，却又要望尘莫及，试想，一个工人农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又怎么可能没有人愿意当工人？

而如今的干部，被称为官、官员，这又回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称呼，这些官，又渐趋于官老爷，不仅有人要让公务员穿统一的官服，戴统一的级别分明的官帽，而且后面有大房子等着，有大票子等着，甚至有大贿赂等着，某些坏了脑袋、坏了道德的官，还有小姐、二奶等着，以这样一种吏治情形来影响社会，又怎么可能不促使社会公众来趋官、趋势？又怎么可能不让公众不再选择当工人？试问，工人与官员的工资差别，还是几十年以前的无差别吗？一个网友的话说的很实在：我父母都是工人，可是到老了退休工资连看病都看不起，都亏了我从工人跳到了公务员，除了自己能住大房子，还能帮父母买房，供他们看病。如果我还当工人，只能看着父母为生活所迫。当这样一种悬殊差别出现之时，谁还会选择当工人？而且，当下的工人，大多又不再有过去工人的退休制度，老来没有退休金养老，其情形岂不比现在的有退休金的老工人还差？

一个官本位盛行的社会是病态的。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正反映了公务员待遇的畸升，也反映了官员通过腐败而自肥，还反映了工人阶层的收入的畸低，而打破公务员队伍的铁饭碗，铁腕反腐、制度反腐，再加上提高工人阶层的待遇，改善他们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哪怕是只回归到过去工人阶级待遇的一半，恐怕也没有这种“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的尴尬吧？并且，这个1%，恐怕也还是一种掩饰和统计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