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兴 个人文集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扩大消费成为节日市场的主题。据商务部监测，5月1日至7日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00亿元，比去年“五一”黄金周增加15。5%，其中餐饮业增加17%。据全国假日办初步分析，“五一”黄金周旅游总量创历史新高，从各地反映的情况分析，接待旅游人次和实现旅游收入同比会有一成左右增长（《新京报》5月8日）。

其实不用说，一个由行政命令安排作出的“集中”黄金周假期，让消费者在七天时间内蜂拥而行，涌向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和商业城市，按社会常识，要说各地的餐饮与旅游等商业收入没有增长，恐怕的确谁也不会相信。但是，如果想让人觉得这样的商业性增长是良性增长，或者说如此的黄金周安排是一个符合人性需要的行政决策，恐怕同样也会让人勉为其难。而在笔者看来，现在的“集中”黄金周至少就有三重危险：

首先在行政理念上，一种行政制度的选择，特别当这种选择涉及社会公共与公众福利时，公共福利的最大化理应成为行政的最优选择。而从黄金周的七年历史看，每一次黄金周后的盘点，社会公众所看到的几乎都像上述的盘点一样，那就是千篇一律商业性收入数据，而没有与此商业收入所对应的环境、安全、交通等方面的黄金周成本账。而这如此不计成本只算收入的盘点，不但与行政的法定职责追求相距遥远，就是与一般商业性利润要去除成本的算账方法都不如。且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如此的黄金周盘点竟是出自商务部——一个行政机关，对此，人们就不得不对如此黄金周盘点方式背后的真正行政理念表示怀疑。

再从市场角度看，从黄金周的历史就能轻易看到，每到黄金周，客运、商场、景点总是出现周期性的人满为患，伴随的也是服务质量下降、宰客现象屡见不鲜，结果也是消费投诉成倍增长。对此，人们同样也不得不想问：如此的市场乱象，尤其当其是源于一种行政安排时，这难道就是行政行为所想、所应刻意追求的市场效应吗？而这“权造”的所谓市场繁荣能说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现象吗？想结论应是不言而喻的。

而从消费权利立场，如果承认休息与消费是社会基本权利的话，那如此的休息和消费权利就应当是可以选择，并且这种选择的权利还应当是能得到行政充分尊重和保护的。然倘若如此的权利不能选择而只能服从，那严格地说，这就不是权利只是义务。所以在此人们同样也想再一次发问：如何当一种公民权利不成权利，却成事实上的义务时，那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剥夺，而如此行政决策的背后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行政管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