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专家博客

“尽管我们或许知道发生了的为何突然发生，我们仍然懵然无知为何一切发生了。”匈牙利转型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这句话，颇有点绕口令的味道，但用来形容不久前发生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在这一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平民枪击惨案发生后，美国又发生了多起校园枪击案件。在人均几乎每人一把枪、每年要发生100多万起枪杀事件的美国，弗吉尼亚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这固然与独立战争传统——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由列克星敦的民兵打响，事件的导火索就是英军要收缴枪械——西部精神、金钱驱使、不安全感等有渊源，然而，一再撕伤美国社会良知的枪击案件，就像美国肌体的毒瘤，浓缩了美国社会病的顽症。究其实质，枪击案件揭示的是美国性的种种悖论。

（1）美国性的悖论一：移民国家与社会认同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些选择下赌注，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碰运气的人充满能量，愿意冒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加特纳说。对大部分的移民来说，这种情况转化成了启动的火花和激励他们在新获得的土地上争取成功。然而，对于少数人来说，冒险、加上冲动可以为他们创设一个暴力的舞台。作为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暴力事件频仍，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语言和文化障碍使得一个移民的孩子不能适应新环境，它会增加这个孩子的疏离社会和人群的风险，加上有足够的触发机制，就会诉诸暴力。社会学家注意到，暴力犯罪率在流动性和异质社会中都是较高的，在这种社会中，移民是很难落地生根和很难建立社会粘合剂，把不同的人们融和进一个社会中。近年数起美国恐怖袭击阴谋，多为美国移民策划，因为他们更认同本·拉登而非美国宪法。

美国，当然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其结果，她成了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国度。

（2）美国性的悖论二：个人主义与社会平等

一般说来，收入差距大的国家，也会有更多的谋杀和暴力事件发生。美国在这方面高居榜首。也许作为一种巧合，赵承熙抱怨说：“你们有了奔驰车还不够，你们这些大少爷，你们有了金项链还不够，你们这些势利的人。你们有了信托基金也还不够。你们的名酒也还不够，你们所有糜烂的奢侈都还不够。这些都不足以满足你们享乐的需求。你们什么都有了！”

托克维尔等先贤早已觉察，美国人的性格早已经在开疆拓土的时代就形成了。那个时代，他们远离了欧洲大陆的文明和法治，由那些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粗鲁的个人来创造出他们之间的规矩。

如今，这种“美国人的性格”在韩国新移民——赵承熙身上，得到了体现。他自小随父母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15年，他不可能不被美国文化中这种竞争剧烈、极端个人主义的方面所薰陶和浸润，这就是杀手用枪说话的“平等感”。

个人主义加剧了他们的不公平感，而在一些暴力低发国家，只会是一种遭受委屈的感觉。就像日本忍文化那样。因此，日本的自杀率比较高，而美国的他杀率比较高。

（3）美国性的悖论三：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这是华盛顿广场战争纪念碑旁的一句话。美国领导人也时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由泛滥的牺牲者，激励海外将士推广美国自由的行动。反恐时期，自由与安全的悖论，更显突出。

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以恶制恶，因此美国大部分公民（60%～70%）仍然支持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认为禁止私人拥有枪支就等于一点点地侵蚀宪法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无视美国保护人权的根本。更有人认为，凶手赵承熙是一个疯狂的人，心理异常，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本应该对这样的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将之列入禁止购枪的名单，那么他就不可能买到枪了。但正是由于学校和弗吉尼亚州没有按法律行事，才酿成了后来的悲剧。然而，在美国，只要你没有被证明犯罪，你都是无辜的－－这同样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公民权利。直到赵承熙杀了人，警方和校方才能够采取行动制止他。这就是所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潜台词。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沉思这种现象后说，“它一定是来自于美国人个性人格中的某些深处，美国人生活中的那些特别的因素使其如此。犯罪也许已经成了自由的一部分代价。”

（4）美国性的悖论四：虚拟世界与真实生活

凡是讨论美国文化中的暴力行为，无一不提到了充满血腥暴力的电子游戏。在荧屏显示出的不断增加的得分表前，一个个孩子变得具有了越来越多的侵犯性，当然，这更多的是欺负小妹妹的那种侵犯性。而且，还有证据表明，暴力性的电子游戏有对人有麻木作用。

电子游戏带来侵犯和冷酷，在美兵的虐俘事件中，也得到了极好的展示。真实生活的苦闷，通过虚拟世界发泄出来；当这种发泄成为惯性时，一旦混淆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便会造成一幕幕悲剧的发生。

（5）美国性的悖论五：民主政治是利益政治

共和党人身为个人自由的坚定卫士，始终为个人的枪支权利充当喉舌，而关怀公民人身安全的民主党则每每在枪击案后跳出来推动枪支控制法案的出台，但每次都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因此在08大选临近的现在，民主党这次也学乖了。其实，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民主党总体倾向对枪支加强管制，而共和党几乎反对任何管制。共和党人认为，需要去管的应当不是枪，而是谁来使用这支枪。正是两党的争论不休，使得枪支管制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经典议题。近年来，其争议性和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堕胎问题。

交织在枪支管制问题上的党派之争，归根结底是利益集团政治的反映。以“全美步枪协会”为首的枪支权利组织，和以“布雷迪运动”为首的枪支管制组织之间已经激烈交锋了30年。

（6）美国性的悖论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美国，人们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即使这与其它的合法需求抵触，比如整体上的公众安全。允许美国人拥有、携带枪械的权利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很多地区的乡土文化中，从美国南方到中西部，以及西部的落基山脉地区。无论是美国的政党，或是总统候选人，都很难改变美国文化的这一定式，”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说。的确，美国的50个州中，44个州的法律都有明确保护公民持枪权利的条款。

事实上，全面禁枪从来就不是美国人的选项，真正能够讨论的只是枪支管制问题。但是，管制条例越多，规避条例的方式也越多，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毕竟，持枪权利对美国社会而言是个涉及自由价值观的问题。在1975年出版的《美国枪史》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枪支是秩序的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个人的持枪权利还拥有很难辩驳的法律依据。从建国之初一直延用至今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7）美国性的悖论七：世界围绕美国转

为什么其他国家匪夷所思的校园枪击案件，在美国一再发生？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仍然在上演西部牛仔时期的悲剧？究其根源，是美国人以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世界（时代）只是我生活的背景——它动我不动。

在弗吉尼亚枪击案发生的几个小时，一个名为“美国持枪者”的组织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问题出在校园禁枪，并指出“如果校园内有人持枪自卫，凶手就不会放肆和得逞”。 “应注意，只有犹他州和俄勒冈州允许人们携枪进入校园，而正是这两个州从来没有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道。”“美国持枪者”的负责人说。

这无疑是一个奇特到疯狂的逻辑。如此说来，暴力与自由，安全与危险，就一直伴随着美国社会，因为这本身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要维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觉得很累。典型的例子是政治正确性问题，使得一向标榜“自由”的，不那么自由了。从每年11月底的感恩节开始，美国进入所谓的节日季节。然而，许多商店明令禁止雇员以“圣诞快乐”作为对顾客的问候语，以免引起非基督徒的不快，而失去了顾客。因此，人们用“节日快乐”等中性标语以取代宗教色彩浓厚的“圣诞快乐”。如今，世界许多人反美，反对的却是美国引以为豪的生活方式，这不得不令美国人发怵。

回到波兰尼那句话，“尽管我们或许知道枪击案件为何突然发生，我们仍然懵然无知为何一切发生了。”看来，一幕幕悲喜剧，注定要在美国演绎下去。

反思中国人的美国观，曾几何时，我们把美国神话了；对美国性、西方性是仰视而非俯视。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对美国、西方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制度伦理进行反思。一再发生的美国枪击案件提醒中国，和谐比自由更可贵。正如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古国纷纷落伍一样——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是世俗化的进程，文明越古老，世俗化阻力越大——全球化时代，多元化取代线性进化逻辑，导致西方优越性下降，西方性的边际效用递减和西方式民主红利递减。移民、就业、福利等遭受全球化最大冲击的领域，更需要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否则便酿成更多的暴力。不少西方国家或新兴民主国家仍为民主所累，客观上在呼唤强势政府、强势领导人，以减少民主内耗与自由赤字，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

中国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需要一个强势政府引导，在此过程中民生甚于民主、民心重于民意。歌德说过，如果一个成年人还处处、时时怀抱着童年的幻想，便是十分幼稚而危险的了。德先生、赛先生，曾经鼓舞着一代代先驱浴血奋斗，但却绊倒于人民生计；更可笑的是，一些文人还在煽动中国需要西方式的文艺复兴、以美国式民主进行政治革新，只能证明他们仍然躺在历史教科书里，回到魏源、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之前的中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