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琦

一年一度的高考日益临近。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为1010万，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万人；同时，今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567万人，比去年增加27万人，也创下历史新纪录。

用当年高考冲杀过来的人们的眼光看，如今的考生已经是“幸运”之极，1010万比567万，考录比例超过了2比1，竞争的激烈程度已比当年降了很多倍。尽管如此，具体到一个个考生，此考能否成功，毕竟关系人生前途，所以，紧张者有之、焦虑者有之、家长和考生一起患“考前综合征”者也大有人在。据报道，有的家长为了孩子的高考，向单位请了长假，在家做“全职父母”。而应考生和家长的需要，高考经济也火热起来，一些地方出现了“高考保姆”和“高考房”，专门服务考生。

除了家长操心和商家忙活外，教育部门则在准备着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强化考场管理、实施高考招生“阳光工程”，公安部门则准备增派警力，维护考场秩序和环境；司法部门正研究对考试高科技作弊进行严厉打击的司法解释……

在我们这个文化大国、考试大国，高考之所以能如此牵动全社会的神经，根源在于，数千年的科举，数千年“十年寒窗，一朝成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文化心理遗传，已经深深烙在了国民心中。建国后，高考发挥着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虽一度中断，但恢复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日益公平、公正。然而，尽管高考选才之功不可没，但其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性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改变。在我们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高考竞争之激烈使其非人性化的一面愈发暴露：考前出现焦虑、抑郁、过度紧张或兴奋成了考生遭遇的普遍情况，而为了抑制这些不良情绪，不少考生选择通过服药克服，高考成了各种药物的比拼场。

其实，不但骨子里的考试文化在驱使着我们的非理性，我们的人才观、教育观也迷失了。一项涉及中日韩三国首都小学生生活习惯研究表明，“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工作！”是中国孩子最常听到父母说的；东京小学生父母最常说的则是“早点睡”，首尔则是“该学习了”。休息日北京小学生最常做的是“在家学习”，东京和首尔的小学生则是“看电视”和“和小朋友一起玩”。显然，国人在对人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似乎学到知识，人就成才了。

在此，笔者想作一个假设，如果我们的制度没有赋予高考这样重要的使命，如果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考试，只是入学的一个参考，普通到可以让90%的学子们以平常心对待，上述各种怪现象可能都会自然消失。当然，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一是大学要降低门槛，真正实现宽进严出；二是除了高考上大学，让人生有更多的选择。

在劝慰别人的时候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站在高考前，在往前铺开去的迷茫的人生面前，真正的“条条大路”在哪里？不要说青年学子们不知道，我们这些过来人又知道几何？因为社会并没有铺设那么多的“大路”：过去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如今，农村孩子考不上大学，只能到城里打工，而他并不能从农民工这个称谓里获得认同感和荣誉感，更不要奢谈成功；落榜的城里孩子同样会被人瞧不起。

我们的“自古华山一条道”何时真的让位给“条条大路通罗马”呢？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