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扩

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在7月25日上午举行的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称，从下半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分析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和影响价格下降的因素是并存的，既有上涨的因素，也有下降的因素。相对而言，可能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稍微多一点。但是，总体水平我们感觉到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当中缓慢上涨。并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将坚持把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新华社7月25日）

现在我们实际上处在经济趋于过热和物价通胀的困境之中。特别是物价上涨正在各个领域发酵，之前猪肉等肉菜类商品涨了，肯德基全面涨价了，而方便面也跟着涨，7月25日又有新闻说，五大发电集团已集体上书国家发改委，要求涨电价，好在国家发改委暂时给挡回去了，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是“要再观察观察一段时间，再来考虑这个问题。（新华社7月25日）”然后呢，广州市的士9年来首次扩容之后，又有人大代表提出“把出租车起租价从7元改为8元，每公里租价由现行的2.60元上调至2.80元”的建议，又好在市交委答复说，市物价部门认为目前2.60元的运价在全国范围内已处于较高水平，暂不宜继续调高（《信息时报》7月25日）。

笔者曾经在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肯德基全线涨价，就像大西洋彼岸的那只蝴蝶，在这个夏天拍了一下翅膀。”从这段时间的观察和判断，著名的蝴蝶效应正在显现了。现在大家嘴上，是不是闻到了涨价风暴的味道了？但是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似乎有些不舒服：凭什么说涨就涨了呢？

经济学者梁小民曾经在《经济学家不能治国》一文里深刻地指出，“民主决策制度的核心不是多数原则而是权力的相互制衡。”这话确实有道理。在美国的经济决策中有两个相互制衡的决策者：决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和决定财政与其他政策的政府和国会。美联储在美国是独立决策，不受政府和国会的控制，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也就基本能保证它能对政府和国会的决策起到制衡的作用。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高失业并存的滞胀问题。当时在任的卡特总统和国会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经济衰退，采用扩张政策。但以沃尔克为首的美联储则认为，首先应该实现物价稳定，所以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美联储占了上风，这种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使得经济衰退更严重，其中失业率达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物价上涨却受到遏制，迅速得到下降，并且迎来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

可以说，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制衡作用，恐怕美国也难以有这八十年代的繁荣了。当然，这种制衡作用也并不总是一方拥护另一方就反对，更多的时候是双方的配合。实际上，政府和国会也存在制衡关系。总统作为政府的代表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考虑政策，而国会则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各自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出发考虑政策。这种平衡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现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房地产热等进行的宏观调控，实质上象征性地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但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等诸多原因，我国的利益利益主体的发育相当不均衡，强势过强，弱势过弱。强势者自身拥有巨大的资本和能量，并且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为之摇旗呐喊，而弱势群体却被闭上了嘴，或者插不上话，缺乏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和有效的表达手段。

 人们似乎感觉到经济决策这头牛，总是被某些神秘力量牵着鼻子走。就说这回涨价风暴吧。方便面为什么说涨就涨了呢？的士刚刚扩容，就有人大代表急不可耐地跳出来鼓吹涨价呢？五大电力集团为什么就可以集体上书发改委讨个涨价令呢？一切的一切，说明了利益和利益表达才是根本。决策的权力没有适当的制衡，而弱势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又得不到更好的表达，宏观调控，就很容易屡战屡败，甚至有可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契机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