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隋

2007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揭晓，郭敬明、于丹、易中天排名前三。该榜单的相关数据以图书版税为基础。郭敬明版税1100万，于丹版税1060万。（11月6日《成都商报》）

把作家和富豪结合在一起总让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所以争议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作家富豪榜”对我们摸清当代文学格局的版图、预测文学发展趋势都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资本”不但是剖析社会结构的钥匙，也是建构文学机制的图纸。把哪个作家碰上高台，把文学引向什么方向，资本这只无形的手无疑是最有指挥力的。

福柯说过，知识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学与知识类似，它既是资本的工具，也是资本的结果。所以，对资本的解析，将成为解读当代文学状况的一把钥匙。资本化运作的文学严格遵守市场的规则——“文学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子系统，它同样也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环节构成。资本不但批量生产出的丰富文学产品、还为之进行包装、造势，引导消费者去阅读它们的作品。其实作为“大多数”的非专业读者，几乎是被资本一手塑造出来的——跟风阅读、时尚阅读、畅销排行榜、商业隐蔽其中的“书评”、炒作和包装作品的广告，这些都是资本培养“读者群”的惯用手段。“阅读”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联结资本和消费者的中介。对于非专业的众多读者来说，他们所接触的“文学”本来就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更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手段。其实，主宰文学思潮的因素并非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的显现，而以资本为主导与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先锋著称的现代文学（当然也包括兴起于80年代中国的“先锋文学”），它们表面上拒斥商业和资本对文学的影响，以激进的姿态坚守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但据说，它们骨子里也早已被“商业化”了。因为现代文艺总是不断求新求异得更替——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派、达达主义直至后现代主义，这些艺术流派的频繁更替其实骨子就是一种商业意识，即其“求新求异”的追求是一种商业逻辑，即商品要想赢得市场，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只有不断地“求新求异”才行。反叛的现代主义艺术最终还是不得不遵循资本描绘的路径。可见，资本的“场”整合文学的能力是多么强大！文学要脱离这个“场”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发榜人所说：发达国家的文化现实，已经无数次证明了个人创作不可能完全脱离市场。饿得发慌寻求包养的作家们、对商业还有抵触甚至仇恨的作家们，必须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创作出既被市场认可，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了。

“举家食粥酒常赊”写出《红楼梦》的古典时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原因不言自明，一是资本垄断了大多数读者，即使你在写出《红楼梦》水平的东西，也很少有读者买你的账；二是资本操纵着出版商、发行商，这些资本不给你“捧场”，书的文学价值再高也没有办法得到传播；三是作家得吃饭，现在已经没有贵族制，有钱的人没有写作的闲暇和心境，有闲暇和心境的人却没有钱，正急需“稿费”为生呢。所以，资本已经遍布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若没有资本的运作，文学价值再高的作品也得不到认可。

新时代给文学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真正的大家也将不会是脱离市场的，当然也不是只会在资本后面“跟风”的投机文人们，而恰恰在于，他能够以自己高超的才能去巧妙利用资本的平台。资本的作用从来都是双向的，它在一方面戕害着文学艺术的独立本性，另一方面却大力地改善了作家的经济状况，并为新秀作家快速成名提供了打通各个环节的便利。所以笔者认为盲目仇视把作家和富豪结合在一起是不对的，而“作家富豪榜”是项不错的创意，因为它提供了解读文学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