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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汶川震灾,重构公民社会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5-26  发表评论>>

作者:侯书议

一,汶川震灾,公民精神觉醒

自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狂袭以来,致数几万人丧生,千万间房屋坍塌,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千万人受灾。没有人组织、没有制度性强逼、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却出奇的一致、不约而同、自发地让整个中华民族,借用一个灾难中频繁献身的词语说就是“万众一心”地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去。这一刻,让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感动、感受、欣慰之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感悟一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公民精神觉醒的背后问题。

什么叫公民?法让·雅克·卢梭在《爱弥儿》一书“论教育”一节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奴隶说:“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妇人怒道:“贱奴,谁问你这个?”奴隶机警地回答道:“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社会危难、国家利益以及自然灾害面前,作为一个自然人,你对这个社会、国家做了些什么、贡献了什么?读新闻,很多民间组织、团体、个人都自觉地加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列里去了,比如驴友(指对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称呼)、车友等民间自由组织团体,到灾区去送药送水送食物送帐篷等,甚至奔赴灾区去救助被困在废墟中的灾民生命。就通常而言,这些充分具备自由的民间团体,在平时也都表现的非常出色,并汇集、传承了所谓的文化凝聚力,比如那些“驴友”“车友”倡议的环境保护、爱心奉献、助人为乐等等。

这次汶川震灾人我们看到全国公民“承担义务”的责任了,对于生命如此崇高、虔诚的敬仰,对于生命的如此敬畏、尊重;也唤醒了国民潜意识中的道德和道义良知,作为一个国民应如何去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以及用实际行动去帮助灾难中的人民。

然而,这则故事只言说了一个完整公民的一半条件,另一半却没有言及。到底一个合格的公民具备怎样的条件呢?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讲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也即“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换言之,国家之上是人。

如果说,国民履行了职责、承担了义务,应该说,只是有了一半的公民意识觉醒;另一半则是,应知道作为一个自然人如何要求、争取自己的一切权利,也必不可或缺。

大家知道的是,几千年的封建时期,中华民族这一群体多的是奴才思维、奴才文化,什么草民、贱民、布衣等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人格残缺体现。因为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所以几千年的封建时期,无论读史料记载或是读文学如《水浒传》这样的作品,从未把人民的生命看得多么崇高无上,比如《水浒传》中令后人津津乐道、无限推崇的杀人砍头如麻的莽汉英雄李逵、神勇无比的武松等人,就是典型的“奴才文化”代表。他们实质上不具备一个完整自然人的公民精神,他们身上的光点掩饰不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人格上的双重缺陷。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眼光衡量一个远古时代的英雄的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发展演进的进程中,今天的中华民族因一次巨大自然灾害,让全体国民彻底身体力行地践行了一次公民精神。在制度性救助过程中,制度要义之如“人民的生命和利益至高无上”、“救人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等等,无不说明,制度也在这一刻践行着“国家之上是人”的概念。在于国民而言,这次如汶川震灾一样突如其来的“精神洗礼”是否能够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下去;在于制度而言,与全体国民共同经历、见证灾难中的制度架构能否始终如一地奉行以民为本、人民权利第一,以及制度架构能否借助这一次大自然界的灾难面前成为实现自我转轨的良好契机?我个人仍然不敢确定或肯定。

不过,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悟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感悟的是,危难之际的公民精神觉醒和制度表现。但愿,这一次历经磨难的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制度架构都能够成为历史的永恒拐点。

二,民族文化凝聚力的本质在于自由

这个话题应该说比较长,不妨从经济的角度去看文化演进。

人类社会的进步得益于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在于科技文明,它带给人类诸多的好处和利益,比如医疗卫生条件的进步,让人类的寿命延长了,在疾病时能够及时的得到医治等;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让人类享有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成果,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比如冶炼技术、化工技术、力学、建筑学、乃至美学等,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环境,特别在城镇地区,人们住的楼房越来越高了,小区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在人们享受着这些人类科技成果或经济成果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在缺失、人类情感在消失,比如住在同一个楼道乃至门对门的邻居,一年、两年,也可能多年都互不熟悉,彼此之间如陌生人一般。

可以想象的是,在国家利益遭受侵犯或者民族遇到自然灾难的时候,可以保持着人类潜意识里的道德良知激发,让国民重拾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那么,问题是没有特殊事件发生呢,这种民族文化凝聚力还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人们去思考。

西方关于人类学的研究中把人类的两种属性归为“生物性”和“文化性”。而我认为,人类无外乎经济人属性和文化性,且是经济人属性占据主导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经济人属性才是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需求。为了吃饭、穿衣、以及饱暖之后的更层次的娱乐消费,人类便要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比如发明劳动工具,原始时代的刀耕火种,后来的冶铁技术、纺织工艺等都是为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说得通俗一点,人类就是把一切的生产力提高归因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和消费来决定的。正如自由经济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言:“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人类早期的创造能力并不很差,通过工业技术还处于停滞状态时的许多高度机巧的玩具和其它机械装置,以及那些还没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业,如矿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发展、变迁史,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这亦是尊重个人自由,尊重市场(自由)经济的精髓所在。有了自由才会有民族文化凝聚力。

我在研读经济学的时候,也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比如龙应台在《感动,谁的商品》一文中对于《拯救大兵瑞恩》评价说该片强制灌输美国的个人价值观于他国及人民之后,发出如此概叹:“有一天,人们不只用“司各特”面纸擤鼻涕,用旁氏冷霜擦脸,用克拉克和甘柏清洁剂拖地,人们也一致地为美国人的信仰而悲愤或激动,这是不是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远景呢?”我却不是这样认为——二十一世纪竞争的是什么?竞争的是物资能源,是科学技术。一旦步入科技竞争的时代,经济强势才能保证文化强势。文化入侵,这恰恰是经济发展之后的必然性。其实类似文化入侵的事件,在历史上上演的应该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唐朝为例,唐时期的临近国高丽、日本,以及西方的波斯国、泥婆罗、印度、亚美尼亚、东罗马等国,也曾深受中华文化入侵、影响。今天却相反了,日韩动漫、影视等文化产品开始转销中国了。

实质上,导致这一文化入侵现象的原因,本质上仍是经济的差异。举个例子,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消失在于它本身的经济消失。以古罗马为例,在它经济辉煌、贸易发达时期,它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派遣军队远征他国、侵吞土地资源,并学习其近邻埃特鲁斯坎文明,发展古罗马城、建立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一旦经济溃败,没有了经济的原动力,古罗马建筑、古罗马城市、古罗马政权和军队入侵的领土都不复存在了,古罗马文明也没有了。

人们曾一度抱怨文化断裂、文化低迷,归根结底,无非是因为管制经济造成的社会普遍贫穷,当人连温饱也不能解决的时候,人类还会去追求享受文化精神的滋润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抵不会,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不饿肚子、不受冻冷。这也是为什么人的“经济人属性”如此重要的原因,人作为一种生物,在生活生存方面得到保障的时候,才会自然的散发出文化性的一面,并凝聚成一股巨大的文化力量。这一点恰恰在最近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得到了证实,现在国学的兴起、文娱业的发展等,无不证明,经济中兴之后,文化发展、需求才跟进、旺盛。

因此,客观地说,经济发展了,文化发展传承的问题不是问题,也不必过问,它自己会发展,毕竟人类在经济文明传播过程中,有赖借助于文化这一载体。这相当于一个辩证关系,有了物质文明之后,才有精神文明需求;同理,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需要精神文明的跟进和助推。

所谓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在于,经济发展以及一个国家发展需要一个精神体系的支撑,这个体系包括制度文明、法律文明以及国家公民意识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简而言之,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要义在于,一国国民对于一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确切一点,就是一国国民对于这个国家的代理机构政府组织的行为认可。当一个国家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了,并且人民享受到一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以及享有随意支配自己权利的自由之后,借用一句泛泛皆谈的话说——这个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想不凝聚在一起都不行,这个国家想不强大都不行。此时,这个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总起来说,汶川震灾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公民精神以及更加符合公民利益的国家意志。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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