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兴庭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已经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就次贷危机背景下的中国金融安全这一主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次贷危机确实表现出了金融风险，而且是一种金融创新的风险。“我们不光要学金融创新，同时要学人家是怎么进行风险控制的，学怎么金融监管的。” 樊纲还强调，需要预防国际资本冲击，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必需稳健。（《南风窗》5月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紧紧联接在一起。美国这一次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以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为特征的信用危机。房地产抵押贷款本来是一个信用产品，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近乎疯狂的金融创新，由于管制的放松，由于法律的不到位、缺位或者刻意被规避，抵押贷款被给了一群没有信用的人。信用标准的降低，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这也算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自由化”的一个前车之鉴了。

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爱德华提出了“金融自由化”。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自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压抑”的危害。然而，金融自由化绝不是免费的午餐，事实表明，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业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构准入自由、资本自由流动——都有引发金融脆弱性的可能。比如，在合业经营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业务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的业务交织在一起。房地产行业一旦出现问题，风险就会迅速传播。

美国政府一直相信“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相信市场主体的理性，可是，正如经济学中的合成谬误，集体行动的结果往往却是非理性。就拿证券化来说吧，这本来是为了分散资产流动性风险，然而，一旦“只要给我一个现金流，我就能把他证券化”成为座佑铭，什么东西都拿来证券化，大家把这种风险分担当作投资乃至投机，通过金融杠杆无限放大，无疑又在创新狂欢中创造出了另外一种系统性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失败的“前车之鉴”也不少。一篇名为《金融自由化：对生产和小企业的影响》的文章，通过对孟加拉国、津巴布韦、，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四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极端失败的：银行资产被集中到少数精英分子手中，他们垄断金融，热衷于投机活动，将利率大幅提高，从而获得巨额投机利润，却使生产性活动得不到投资，国家自主的工业化进程完全中断，整个国民经济萎缩。全融自由化令许多人选择了短期行为，并将有限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以及以消费为目的的借贷行为。

对于我们国家，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是两方面的。首先，站在国内的视角，正如北京大学王曙光所言，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金融自由化不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创新，不是单纯的放弃政府管制，而是改变政府管制的作用方式与政策工具；金融自由化所抛弃的仅仅是妨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政策，而不是放弃所有正当而必需的金融体系游戏规则。事实上，要使得金融自由化导致真正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以此来支撑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过程。

此外，站在国际视角，我们应该审慎对待利率自由化、资本流动自化。就拿QFII（国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来说吧，尽管QFII可以增加我国证券市场资金的供应，强化证券市场功能，完善投资者结构，推动中国的资本市场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的作用。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项制度对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美国这次的次贷危机对我国之所以影响有限，原因之一还在于我国对QFII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从美国次贷危机出发，我国应在审慎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有序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加大对国外投资基金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