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冼兹

多日来，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发表的“词二首”引起了网友的巨大争议，有网友表示，该词有亵渎地震死难者的嫌疑，不符合词牌平仄押韵，文学水平不高。还有网友表示，面对死难者，更多的应该是悼念和悲哀，而不应不切实际地去感叹。王兆山则表示，让大家去说吧，评论吧。（《中国青年报》6月17日）

平心而论，王兆山发出如此“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表达“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从初衷上来看，他倒不是有意去亵渎死难者，不是故意要往遇难者亲属的伤口上撒盐——尽管词作在客观上产生出了这样的社会感受，甚至于让人读出了冷血和残酷。王兆山如此表达，纯粹是源于一种习惯性的写作路子——这是一种在“圈养制”体制下的作家最喜欢用、也最驾轻就熟的常规创作思路。

众所周知，作家由国家供养，并成立专门的文学创作机构和事业单位——作协，一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家供养体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圈养制”），只要进入到这个体制之内，就能享受和国家公务员一样的工资福利待遇，而发表作品的稿费和版税收入则完全归作家本人，其领导也即作协主席副主席甚至还能享受相应的官员级别待遇。“圈养”体制让有幸进入到体制内的作家备及恩宠，风光无限。

在“圈养”体制下，有些作家受传统意识的影响，往往把“主旋律”“主流意识”奉为圭臬，久而久之便曲解了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主旋律就是要发掘高尚、提炼高尚，宣扬高尚，甚至还潜意识地认为，主旋律就是要歌功颂德。他们虽然常把“文学即人学”的创作法则放在口头上，但总是在提炼高尚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基本的人文关爱，缺乏一种真正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这是因为，过分地关注高尚情感，只能漠视产生高尚情感的依托——譬如灾难、痛苦，生离死别，等等。所以，他们总是要从泪水之中找出欢笑，从痛苦之中找出欢乐，从悲剧中找出喜剧，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所以，我们从王兆山的词作中读出的只有“革命的乐观主义”，而没有半点对灾难的反思和对遇难者的哀悼。

文艺创作当然需要主旋律，需要歌颂高尚，需要革命的乐观主义，但前提首先要有基本的人本及其“人学”底线，即应在关爱生命的前提下去达成上述目标。悲天悯人的情怀与革命的乐观主义并不矛盾，而肉麻的歌功颂德也不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离开了基本的“人学”底线，这种对高尚的歌颂便成了虚浮和轻佻，甚至间接地亵渎了高尚。

记得去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发出“一个大国养不起作家是悲哀”的感慨之后，立刻便有人指出，一个作家如果需要国家供养那才是悲哀。我觉得，这种悲哀之处就在于，“圈养”之下的作家，有可能滋生出一成不变的创作模式，有可能为了颂扬高尚而漠视卑微者的真实情怀，如果再加上文学水平低下，只能让人感觉到这种对高尚的颂扬廉价而且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