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今天，为走出“失落的10年”的阴影，日本这个深具危机意识的民族正进行自明治维新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零售业巨头八佰伴总裁和田一夫（其母亲和田加津正是“阿信”的原型）破产后以70岁的高龄从零开始选择互联网重新创业的故事，或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相比之下，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种“成为自己的崇拜者”（奈保尔语）式的轻佻气息开始弥漫于中国社会。改革未竟全功，国人仍需努力。值此改革30周年之际，“保持饥饿，保持愚蠢”，重温阿信，继续奋斗，对于续写下一个30年的“光荣与梦想”，当不无裨益。

作者：蔡哲远

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部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吗？那坚忍不拔、艰苦卓绝的奋斗令多少中国人感动不已！一个是在“文革”浩劫之后万象更新朝气蓬勃的中国，一个是在战后废墟上重新崛起乃至挑战“美国世纪”的日本，心灵的共鸣遂油然而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在街头巷尾谈论“阿信”的命运不仅意味着共同的情感，甚至成了共同的时尚。

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已整整30年，却至今未能诞生一部像《阿信》那样反映一代人的奋斗、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的经典影视作品（期间虽也有像八十年代的《新星》、九十年代的《渴望》等不少家喻户晓的作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在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连续剧《奋斗》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同样是励志的内核，与《阿信》相比，由石康编剧、赵宝刚导演的《奋斗》由于时代及社会背景差异而洋溢着更多的青春气息。它试图以“80后”的视角对“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诠释（剧中的年轻人有迷茫，有颓废，当然更有奋斗），并在市场运作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石康的雄心是，“三十年挣一亿元人民帀如何？”尽管这一目标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如果现有产业链价值链得不到改变的话。然而，“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衷心祝愿他们取得成功！）。其实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奋斗”！？用石康自己的话说，就是努力为编剧这一行业赋予价值，“我梦想有一天，当我老了，能有机会向年轻人说，‘年轻人，你若自信，可以干编剧这一行，在这上面下功夫，用自己的人生来冒一冒险，这行业干好了也有点意思，我曾花费数十年趟出过一条路。’”

有人曾不无形象地将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作一台电视节目：1960年代以前生人做总制片和审片人，1960年代生人做编导，1970年代生人做主持人，1980年代生人做嘉宾，而观众席上则是没有及时“出人头地”的各个年代生人。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经孵化，“中国的青春痘”们正在出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历史的沧桑、悲情与重负。这是深具“DIY精神”的“我一代”，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辛苦展转而生活”、“辛苦麻木而生活”、“辛苦恣睢而生活”，也不再“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语）式地“活着”，他们信奉“大狗小狗都要叫”，熟稔“成名要趁早”，相信“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试图“重估一切价值”，渴望“两年内取得20年的经验”，并不无乐观地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后喻”时代的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辈”。在他们看来，“阿信”属于父辈们的回忆，代表了父辈们的奋斗，比尔·盖茨在某种意义上都已是“过去式”（尽管内心对他依然无比尊崇），乔布斯依然够酷，塞尔吉·布林和拉里·佩奇、麦克斯·拉夫琴、马克·扎克伯格等“神奇小子”才是他们的最新偶像。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缔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

当《财富》杂志创始人亨利·鲁斯发出“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这样的赞叹时，可能想不到未来竟会出现“经济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丹尼尔?贝尔）这样的情形。“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其实，科学、艺术、商业之间本就相融相通，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四种创新体系（据杨振宁教授的提法）或可并存。正如知名青年评论家许知远所言：“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按照20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如果说在改革的前30年，对于大多数疲于奔命、“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中国阿信”们而言，一种饥饿感驱使下的幸存者哲学代替了对于商业本原意义的思考，那么，在改革的下一个30年，有机会放慢脚步思考人生意义的他们或将不得不面对凯恩斯式的忧虑：“我们是凭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

“黄昏时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就任何商业都基于一定的生活方式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正是商业之根，如果一味陷入“单向度”的消费主义，终将成为无根的“漂一代”！如果说在“美国梦”的语境中，人生意味着“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经济动物”的称谓里则依稀可见“日本梦”的影子，那么，我们又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

“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此话显失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大众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力。今天，当全球资本热捧“中国概念”，好莱坞都在想方设法添加“中国元素”时，我们又将向世界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故事”？从《阿信》到《奋斗》，30年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永恒相信”：“永远相信未来，相信远方。”“从绝望的山崖中凿出一块希望的石头”，深受阿信故事影响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常引用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名言。发轫于30年前的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正是“从绝望的山崖中凿出一块希望的石头”吗？

今天，为走出“失落的10年”的阴影，日本这个深具危机意识的民族正进行自明治维新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零售业巨头八佰伴总裁和田一夫（其母亲和田加津正是“阿信”的原型）破产后以70岁的高龄从零开始选择互联网重新创业的故事，或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相比之下，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种“成为自己的崇拜者”（奈保尔语）式的轻佻气息开始弥漫于中国社会。改革未竟全功，国人仍需努力。值此改革30周年之际，“保持饥饿，保持愚蠢”，重温阿信，继续奋斗，对于续写下一个30年的“光荣与梦想”，当不无裨益。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知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发出了这样的“天问”。30年的积淀，是时候了！如果说基于人口红利的“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380”构成了过去30年“中国梦”的平实底色，那么，让我们期待，文化创意之光为下一个30年的“中国梦”映出玫瑰般的绚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