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振龙

7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已累计完成32553亿元，增收760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5％。具体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共完成14914亿元，分别增长22．4％、18．5％和25．7％，海关代征进口税收也增长了34．9％。而本年预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增长14．7％，而证券交易印花税一项共完成837亿元，同比增长34．2％。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增长达到了27．3％。（7月23日《人民日报》）

毫无意外，该消息一经发布，随之就引发了声势如虹的呼应声。抬眼望去，企业、学者、财政官员及各方公众，无不裹挟于其中。媒体舆论也呈现出了一片欢腾的景象，相关新闻或评论一时间占据了报纸和网站论坛的头版头条。其中，尤以减税的呼声至为热烈。笔者也十分赞同减税，但同时我却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事实：即使是要减税，未必就能一个“减“字了得。

首先，减还是不减作为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其答案至今仍是悬置着的。诚然，包括吴敬琏等在内的赞同减税者，列举出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但财政官员摆出的一系列“支出压力”理由也并非全然无信的。二者或许都可以自证为真，但无法他证为伪，换言之，它们没有立身于可同时鉴别双方观点的统一尺度，可信性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减还是不减呢？

抛开这个问题暂时不论，我们不妨采用假设以继续思路——如果不减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即增收的数千亿元“取之于民”的税收，该如何“用之于民”？显然这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再换言之，如果要减，则需继续追问我们要减什么税呢？各类税收一律全减的现实可能性自是不大。而就时下的情况来看，减税呼声多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呼吁减税助力中小企业安度缓冲期，二是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以照顾低收入群体并不乐观的生活成本支出，或者表达得更宽泛一点，认为政府应该“藏富于民”。如此，我们姑且笼统地认为，就是要减这两“方面”的税好了。

立足于假设，于此，主意似乎总算勉强拿定了，但新的问题却又接踵而来，即下一步尚需追问又该如何减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操作性极强的环节，也是一个直接决定着能否制定出合理的标准尺度，使减税念头便落于实处的终端环节。

关于中小企业减税尚无现行的标准尺度可言，我们不妨搁置不论。单拿个税来说，不可不谓一笔看似清晰的“糊涂账”。调整起征点似乎成为了我们的不二法门，之前是1600元，今年3月调整到2000元，稍后便有人提出应调到3000元，近日清华大学一教授则抛出了5000元一说。若果真能得法，即使一调不能永逸，我们也大可不厌其烦地一调再调，但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事实表明，如果不能把调整个税起征点与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地区差异性，以及每个公民及其家庭收支状况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的话，“一刀切”的个税起征点，即使调到天高也无补于公平，而只会年年创造“个税增长快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中国式税收奇迹。不言自明，即便是要减个税，这个关系到人人且人所共知的历史税种，我们多半还是没有“谱”可言。

质言之，上述被笔者大而化之的三个有机环节，其实环环都与本国税制密切相连的。减还是不减，这关系到税收收支平衡的预算，进而也关系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预算，若不以透明的预算数据作为发言立足点，声称减还是不减都无法站住脚。而减什么则关系到税收杠杆功能适用度，须知，我们固然无法容忍中小企业销声匿迹，或公众近于赤贫，但单纯的减税手段若不与其支撑着的各项福利政策手段结合起来，最终难免会损不足益、徒劳无功。至于怎么减则关系到税收的现实公平性，假如我们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公平规则，如往常一般单单只是划道杠子了之，减了之后多半也就是无济于事。

很显然，若图治本，是医头医脚的减税手段力不能及的。而在对体制性内容尚未考察清楚的情况下，或主张减税与否，或进而主张减何费及宣称如何减，归根结底只能是于事无补——不减问题肯定存在，果真就稀里糊涂地减了，问题也未必不存在，或许可能会更糟糕。于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应以改革税制为先行，它比减税与否要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