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贤同

离休这个词，在现在的许多年轻人眼里，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其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退休养老，自然已是家喻户晓，而且已经成为一件非常正常的社会现象。不过，在1982年之前，离休与退休这两个名词，在新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的典籍上，却是根本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国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往往都是要在某个工作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实际上就是干部职务终身制。

198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四年的时间，经过四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摸索，当时的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重要的积极变化，整个社会又出现了一种多年未见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由于百废待兴，百事待举，而且千头万绪，甚至许多新生的事物又不断地出现，这需要大批年富力强的具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才能适应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对于有效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迫切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在各级党和政府包括企事单位的相关部门中，不要说领导，就是许多的一般干部往往都已年过花甲，甚至更大龄的老同志在肩负着重大的工作责任。因此，往往出现精力普遍不支或者思想跟不上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工作思维方式，导致正常的工作不能有效地开展。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尽快得到解决，否则必然要影响甚至制约正在推行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顺利进行。正是因为这样，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虽然如此，但是在当时一些刚60岁出头的老干部不愿意退休，特别是一些“文革”期间被打倒，刚恢复工作还没有几年的人更不乐意，他们被耽误了十年，重新工作正干劲十足，对退休难以接受。邓小平自己在文献中也提到过让老干部退休“障碍重重”，除了不想退的老人之外，还有些是担心年轻人经验少，担不起重任。阻力不仅体现在高层，也来自民间。据报道，1980年5月，湖南锡矿山一位叫杨尊开的同志给中组部写信称：“解决干部年龄偏大、水平偏低的状况非常必要，但对党政机关吸收新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有些想不通。”对此，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还亲自回了一封近2000字的长信，表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步实现年轻化、专业化”，1980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还予以全文刊登。由此可见，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艰难。

出现在前进道路上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经过认真细致的广泛调查研究，为了能够妥善解决曾经在建立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做出不同程度贡献的老干部的退休问题，实现新老干部的更新换代，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离休退休的老干部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不久以后，国务院随即还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作为一种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以确保中央制定的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得到顺利的执行。自此，中国开始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其直接结果是，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此后，大批年轻干部迅速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

这一举措，在很多国家，可能只是人事管理的变革，但对于1982年的中国来说，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直接的意义是，解决了“文革”后干部年龄普遍老化、人才后继无人的问题，并为1982年精兵简政奠定了人事制度的基础，通过严格的退休制度，减少了大量在职官员，解决了领导职务大量超编、官多兵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建立退休制度结束了当年实质存在的干部任职终身制，为实现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奠定了人事管理的制度条件，同时还结束了干部人事制度领域的人治，为干部人事制度领域奠定了法治的基础。尤其是由于这个制度的贯彻实施，对于中国的人事管理提供了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运行机制，有效地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因此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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