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近期，“企业破产”又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受金融危机影响，珠三角、长三角很多企业纷纷倒闭或外迁，许多车站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曾辉煌多年的“旗舰编队”，终于被外力推向了裂变的十字路口。据说，南方某省有官员为此出面澄清“传言”，他告诉人们虽然有些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但绝对没有出现“破产潮”。耐人寻味的是，官员不说还好，越说人们越狐疑，一时间口口相传，致使人心惶惶。

大概是官方数据和人们耳闻目睹的现实有太大差距，或者是金融危机让人们对“破产”这样的问题格外敏感，总之本年度后期企业倒闭相较之前若干年多了些。比如东莞，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已有1600家台企、3000家港企撤离。虽然这些数据并没有得到官方认证，但应该肯定企业破产已不是个案，这预示着当地的经济结构即将转型，雪崩状态的大面积破产，或将让“世界工厂”这个曾引人自豪的名词成为历史。

实际上，不论是个别经济区域还是整个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本不足为奇，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纵深扩散，“世界加工厂”必然受到冲击，这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是剧痛，而相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却是风险转化。道理如同地震，地下能量的释放注定造成一定程度的灾害，短时间的伤痛换来的却是长期的稳定。这是“破产”的要义所在，也是经济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问题是能不能正视这个现实的存在，能不能使破产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从而促进经济实体增强抗力，使产业得以快速转型和升级。

也许这样说会有人觉得不够厚道，面对数十万计的农民工兄弟姐妹的苦难，竟没有一点恻隐之心。然而，根据市场经济的原理，破产——转型——再生是最基本的自然法则，破产说明了企业缺乏自主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工厂”即使再红火，终究没有知识产权，说到底只是靠捡别人饭碗里掉下的米粒聊以充饥。针对这样的现实，最近网上风传一篇《“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万言书，作者如泣如诉，建言中夹杂着哀怨心绪，似乎中国人捡不到别人碗边的米粒就只能等死了。

联想到22年前，沈阳市防暴器械厂被宣布破产，成为了新中国建国后第一例破产企业，在世界范围都是个爆炸性新闻，被外电称为“破天荒”。职工怨声载道，各地同类企业惊慌失措，人们的脆弱神经近于崩溃边缘。据报载，有关人士后来回忆说：“开完会，大伙儿都哭了，心里像刀绞一样”。但是，“压力最终变成了动力、凝聚力，在一年多里，全厂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儿，工人们连劳保用品都不要了，就想省下每一分钱搞生产。”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当时人们那种惶惑很正常，但他们的观念转化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经验标本，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次伟大试验。

谓之“伟大”，首先是那些当职人员做出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牺牲，其次是因为当年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混乱、技术落后、资不抵债的情况，这些企业长期亏损，就像个无底洞永远吃不饱、填不满，不改变这样的状态就永远没有出路。当然，现在看来“中国第一破”并不完美，但短痛之后是中国后来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开放，此后独资、合资、个体企业遍布全国，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大型经济区域，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人撰文称“中国第一破”是中国走向富强的起点。这话自然有刻意夸大之虞，因为当年的“破产”是政策性的，有试点，有指标。也就是说，试点城市必须按规定推倒几个企业，这是一项政策研究课题，对产品销售好的企业进行奖励，对没有市场的企业进行重组。不过，一些地方当政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主观上是为了甩掉包袱，用当时最时髦的话说就是“不能老躺在国家的身上”。这样的心理与今天的企业破产从表面看迥然不同，但是从东莞官方对破产企业数据讳莫如深的情况分析，却是殊途同归。可以想象，有人不愿意承认企业大面积破产无非是为了不影响政绩，这与当年“不破产影响政绩”一样，实质上也是为了“甩掉包袱”。

呈现这样的局面很难堪，经济领域早已与国际发展同步，社会管理的思想观念却明显滞后。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方面，有些人几乎是“30年不动摇”。其实，“世界加工厂”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并非褒奖，偌大的中国，人口居世界之最，无论汽车、飞机等高端产品还是电脑、手机等普通的民用产品，几十年来只能组装加工，用牺牲环境、能源和人力资源换取的仅仅是少量的加工费，这一状态实在不正常，难道泱泱大国只配为人家加工？由此观止，“解放思想”仍然是当下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佛家有“九道轮回，方始成佛”的说法，虽然看上去只是个哲学概念，但可以被后世传承说明了也是一种事物发展规律。22年前“中国第一破”的实践证明，“不破不立”的思想用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不过时，冰岛宣布“国家破产”是为了国家不破产，美国宣布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是为了转化经济风险。市场经济时代需要市场经济逻辑思维，只要把“中国第一破”当作凤凰涅槃的经验借鉴，整个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