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龙
卡拉OK何解?据说是20世纪日本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其中“卡拉”是空无或没有的意思,“OK”是指管弦乐。因为最早盛传于中国港台地区,当地习惯一句话用不同的语种表达,所以在日语后面加了个英语单词。有意思的是,这种如“I服了YOU”一样滑稽的语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内地最时髦的语言品种,尤其是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如果有白领在说话时不夹杂几个外语单词,似乎就是没见过世面;不管哪个阶层的人,只要说几句洋文,都会让一部分人肃然起敬。
有语言专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主因与曾经的殖民文化有关,其次是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对洋人有天然的好奇心。而说相声的那位加拿大朋友称此为“勇敢”,疯狂英语的创始人则称之“不伦不类”。但不管怎么说,卡拉OK自从在内地正式登陆后,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疯狂英语,瞬间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因为卡拉OK有个最大的好处,不管歌喉怎么样,只要想唱尽可高歌,不必担心忘词更不怕五音不全。
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在“卡拉OK”声中转变的,卡拉OK不仅造就了一批上流人物,还培养了大批上流人物的“粉丝”。不过,莺歌燕舞都是表面现象,关于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书上网上正反两方面的记述应有尽有,即使引申到市井贩夫走卒身上,因此而成为暴发户乃至大亨的也大有人在。在“全民娱乐”的背景下,卡拉OK席卷全国本无可非议,只是必须承认,娱乐行业的彻底开放,在为中国带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不必讳言,卡拉OK进入中国后就改变了原有形态,在打造“旅游业”、“娱乐业”的心态下变得越来越有中国特色,甚至有的地方学起了“鲜花王国”的阿姆斯特丹,干脆来了个“天人合一”。如武汉的白玫瑰系列、重庆的南斗坪等娱乐场所都是借用卡拉OK艳名远扬,而这与沿海某些小城市相比还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据《中国大扫黄》(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披露,在卡拉OK全国风行第一年的2月份,各地就在K歌房查处卖淫嫖娼案件14.3万余起,查获卖淫人员28.8万余人。当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准确,因为中国的“黄色娘子军”从没有数字编制,即使“春城无处不飞花”,也只能用各地的“扫黄捷报”验证。
卡拉OK被聪明的中国人赋予了新意,让人在一片欢歌笑语中看到了滚滚财源,只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靠身体发财的人多了,社会文化又回到了“笑贫不笑娼”的老路上。那些低层次的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不必细说,包房里演绎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用“原生态”来概括,以致有人把卡拉OK喻为“一卡一拉就OK”。这当然怪不得那些男女主角,连被大清王朝封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都边“吃花酒”边谈生意,现在个别官员边唱歌边谈工作也只能算继承弘扬。况且,到那种场合谈工作都是为了酒色助兴,谁也用不着道貌岸然,即便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可“推心置腹”。
正是有这样的效果,卡拉OK在其后的几年由功能化开始转向了概念化,从娱乐层次迅速向文化、经济、政治领域扩散。当年,鄢烈山先生撰文《卡拉OK政治》,对官场的“卡”、“拉”、“OK”现象深感忧虑。好在多年过去了,那种现场直播的表演已基本绝迹(或是到了浴池赤诚相见了),但“卡拉OK政治”却如电脑病毒一样日益翻新。本年度11月3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财政拮据的山西省定襄县为了聚人气、招商引资,近三年来先后四次邀请明星大办演唱会,结果项目没引来几个,钱却花去1000多万。大量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因财政困难而搁浅,使民众气愤不已。应该说这位县太爷很有才,他用仅有的一点特权就把“卡拉OK”概念推上了民生高度,并刷新了“卡拉OK政治”的全国记录。
当然,这不是卡拉OK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洋为中用”恰巧遇到了与社会现实相呼应的焊接点,尤其是对卡拉OK概念的延伸,使他们想唱哪出唱哪出,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全然不在意“听众”的感受。其实,作为一项现代科技发明,卡拉OK的普及标志着中国人对先进文明的认同,这样的心态在改革开放之初十分可敬,无形中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虽然站在回顾的角度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无必要,但正解卡拉OK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活的影响,首先应该肯定其积极意义,它的出现至少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印证了社会发展的脚步,是记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不可或缺的一笔。
有道是:善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世上的科技发明本无所谓道德属性,恶者用之则恶,善者用之则善。比如今天娱乐场所性从业人员爆棚,二奶、情人招摇过市,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道德观念的扭曲,这种心态下的娱乐也许很名副其实,却对社会健康发展百害无一利;再比如“卡拉OK政治”,如果用于表述现代化社会管理机制绝非贬义,象征着一种优胜劣汰,谁也不能终生独霸“话筒”,而且表演者必须遵循既定的旋律有条件发挥,否则就会被人喝倒彩。后者是对卡拉OK概念的另一种诠释,自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
改革开放30年系列评论:
1990年:这里来了个怪叔叔
1989年:民工潮在推动中国变革
1988年:来自心灵的自由舞蹈
1987:见证台湾同胞奔赴大陆探亲潮
1986年:企业破产是中国的一次涅槃
1985年:解读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4年:商品经济从计划里脱壳而出
1983年:“先富论”让中国华丽转身
1982年:老干部离退休制度的里程碑意义
1981年:“个体户”一词正在走入历史
1980年:计划生育也属经济改革范畴
1979年:微观看改革,广告曾经的危险
1978年: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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