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一舟

听到自己被判决18年有期徒刑时，李大伟(化名)长舒了一口气。再次抢劫，他为的就是这一刻。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他，近日在北京清河999急救中心等来了专程前来宣判的法官。法官的宣判意味着——他能到监狱里免费治疗，保住性命。（《新京报》11月26日）

第一次抢劫是为了筹钱看病，到了看守所知道了免费治疗，便在保外就医期间再次故意抢劫，一心想要入狱获得免费治疗，保住生命——如此犯罪动机令人瞠目结舌，又令人沉重不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此人已经获罪入狱，但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个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贫困者，其次才是一个罪犯。为了生存，他选择了犯罪，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这都是一种无言的悲哀。

任何犯罪，都难脱法律严肃之刑罚，但这样一种“保命式犯罪”，却注定让法律尴尬，让公平和正义难堪——“罚”，为了法律神圣不可亵渎。可“罚”了，又有不小的困惑：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当一个公平阳光普照不到的穷人为了生存公平而触犯法律，你且来说说看，追求公平有意识践踏了法律尊严，实施刑罚却无形中保障了公平正义，这是不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呀？！犯法其行可憎，可维护基本生存权又其行可悯——法律没有错，要保命也没有错，错的是，我们缺失一种面向底层群体的医疗救治制度。或者可以说，“保命式犯罪”是一种因制度缺位而导致的“制度性羞辱”。

回过头来看，如此“保命式犯罪”其实不过是一种极端的个例——在制度保障不健全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并没有危害社会，只是无奈地、痛苦地走向了毁灭的深渊。近些年，屡屡发生的弱势群体死在医院门口事件就是明证。看重金钱而漠视生命，医院见死不救，医德固然令人不齿，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作为一个独立运营的经济人，出于利益考虑不愿进行义务救治，规避市场风险，也有一定的苦衷。症结还是在于，我们的医疗制度体系中没有特事特办的专项救治制度涵盖在内。

无论在什么体制的社会中，总会有自救能力微弱的弱势群体，故而，社保体系对现代社会才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保障所有公民（主要是穷人）的基本生命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的责任。从理论上看，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从政府的责任来看……专门为面临生存危机者设立的“特殊救助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多年来，中国医改费时费力，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时下，卫生部推出的新医改方案正在征求意见，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此种“特殊救助”的制度设计？如果没有，呼吁有关部门加以完善，如果有，那也希望能够尽快推出并落实在实处，让天下所有无钱就医者不再产生保命式犯罪的悲哀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