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一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物品销售方财物，为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新京报》11月25日）

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7成的民众认为医生的声望在下降——换言之，当前医生群体的公共形象非常“不良”。这几乎是一个全社会公认的事实。最引起公共反感的，当属医生收红包、吃回扣这种普遍性的现象。现实证明，一味谴责医德的缺失，抨击人性的冷漠，在医疗从业者吃回扣愈演愈烈的境况下于事无补。不能寄希望于其自身的“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使医德回归，而应该建立另外一种成本更低、见效更快的促使医德回归的途径。从这个角度看，医生吃回扣入罪意义重大，我举双手赞成，因为只有法律“规范”才具有矫正医德的强大力量。

但在我看来，仅仅明确“定罪”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以相关细化的制度建设——其一，对现行医疗体制中的采购机制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以权谋私”的缺口，并由此建立健全一种专项惩处制度；其二，强化内外部监督，让医疗采购在阳光下运行，处在可监督、可量化考评的制度监控之内。只有从制度入手，将法律的威慑力发挥出来，才有可能彻底根除吃回扣这一危害深远的业内歪风。否则，医生吃回扣入罪就会因为无从“判定”而沦为纸面上的法律空话。

事实上，医生吃回扣紧紧“依托”于落后的医疗采购机制，制度的先天缺陷导致了回扣和幕后操作盛行的状况。吃回扣和“送回扣”，是一种隐蔽性极强的权钱交易活动，没有了全方位的制度把关，此风绝不可能禁绝，最多是变得更隐蔽而已——该收的还是会收，该送的还是会送，不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监管不力的“先天问题”，再严厉的法律“规范”也无法平稳落地。再者，法律惩罚的只是“数额较大”的吃回扣行为，那些“数额较小”不构成犯罪、却大量存在的“回扣红包”，也需要制度的约束。

关于这一点，国外的做法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很多国家对医疗行业的“以权谋私”如收红包，不仅有法律规范的惩处，还有一整套严格完善的制度举措——如何防范，如何问责，如何监督，都有细化周密的、可操作、可套用实施的细节标准。我想，不论是为了法律的尊严，还是为了医疗体制的良性运行，医生吃回扣入罪都迫切需要“制度分解”。同理，教师吃回扣入罪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