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日渐显现，大学生就业问题又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在11月20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称“就业形势严峻”，原因是许多地方的外向型产业开始呈现萎靡状态，使人力资源供求结构发生了内质变化，表现在就业层面，一边是“技工荒”，另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于是听到很多人发出感叹，诸如“大学生不如农民工”、“中国出现了新一轮‘脑体倒挂’”云云。

“脑体倒挂”是1993年开始流行的一个热门词汇,由于当时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建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的问题，坊间曾有顺口溜“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不知哪位理论大师将其称为了“脑体倒挂”，这个词才风行开来。与同期所有的热门词汇相似，“脑体倒挂”也被注入了诸多哲学内涵。不过随着产业的升级，那样的现象只是昙花一现，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所以当时所谓“脑体倒挂”含有更多的是精英阶层自娇自怜成分。

大概是传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基因，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不能成为人上人就觉得被“倒挂”了。正是如此，“诗人”李大伦才摇身变成了郴州市委书记，只是他“正挂”的有点过分华丽，直到入狱都被誉为“儒贪”。诚然，用李大伦来论证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有点牵强，但关键是当年如其者流并不少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全国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涉案金额280亿余。区区6万多人，3年所涉赃款竟然高达280多亿元，远远超出了8亿农民3年收入的总和。以此证明，让很多人心理不平衡的“脑体倒挂”早已矫枉过正。

平心而论，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不符合现代化社会的逻辑，长期下去必将阻碍文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关于这方面的立论专著很多，学术上有“资源错配说”也有“供求错配说”，这表明，“知识就是力量”一直占据社会心理的主导地位。按理说，在举国崇尚文凭的前提下，人的学历与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应该成正比，但在生活中“文盲富翁”却大有人在。抛开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上海首富”周正毅不说，太行山深处盘踞着许多身价上亿的矿主，他们除了认识钞票上的数字，再就是认识权柄和美女的分量。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悖常理，如果把“脑体倒挂”用在他们身上实在是抬举他们了。

当然，中国社会有几千年的不平等传统，期望在短时期消除并不现实。而这却不是提出“脑体倒挂”的理由，既然从没有过“正挂”，又何来的“倒挂”？只是严酷的现实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才让人们在传统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下失去了社会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脑体倒挂”其实是个伪命题，其一，如果承认市场经济的存在，就必须尊重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选择；其二，“脑体倒挂”固然不正常，但矫枉过正也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如一些知识精英联手谱写的房地产神曲，用近乎掠夺的手段使自己暴富。他们倒是把“脑”和“体”摆放得很有次序，但这样的“脑体正挂”，却与那些“文盲富翁”的手段殊途同归。

曾经说过“民为贵”的孟轲还有一句醒世名言，叫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连范进那样的人为达到“治人”目的，都不惜读破几十年寒窗，足以想见中国人的“脑”和“体”一直也没有“倒挂”过。上世纪末，中国之所以出现体力劳动者收入高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转型中，一些缺少社会保障者万般无奈先一步进入了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市场经济的恩惠。现在看来，那本是改革的必经之路，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因为是他们验证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度，用自己的血汗证明了财富的属性从来就没有贵贱之分。

概念问题向来世所通用。就目前而言，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并非意味着农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而是中国一部分企业本身缺少知识含量，比如汽车、IT、家电等行业，虽然用大量的能源和人力成本在短期换取了不少利润，但与拥有知识产权的外方公司相比，到头来也不过是个“卖茶叶蛋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的理论大师们却闭口不言“脑体倒挂”。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倒挂”不能正读，否则就是自相矛盾。

经过探索实践，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特别是从华盛顿金融峰会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空前提高，这是30年改革开放最值得纪念的主题之一。但不能否认，由于社会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的博弈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某些“劳心者”，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治人”地位，时刻扮演着赵老太爷角色，从骨子里就认为阿Q们根本不配姓赵。好在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公平的，不管你“劳心”还是“劳力”，任何不能适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脑”和“体”都会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