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房改”为改革提供了反思点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1-28　　发表评论>>

作者：王龙

中国房地产业在创造了十几年的神话后，近来首次呈现“有价无市”状态，尽管央行连续降息，各地也争相采取刺激楼市措施，但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楼市终究没能置身于世外，开发商越是力挺，越像一种绝望的挣扎。最引人眼球的是2008年11月25日《重庆晚报》刊发图片新闻，镜头下是郑州某工地25楼上站着的6位售楼小姐，她们因楼盘滞销不能领到工资，为讨薪上演了一场集体“跳楼秀”。

跳楼作为一种“秀”，曾经是中国农民工的专属名词，是以“死”维权的无奈方式。虽然没数据表明这样的“秀”在中国的上演过多少幕，但从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的对自杀讨薪者进行治安拘留的法规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农民工跳楼讨薪容易理解，代表房地产开发商形象的售楼小姐也跳楼讨薪，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了。这对于中国房地产业具有“拐点”效应，不论是为了“扩大影响”，还是“表达心愿”，总之是整个行业的衰落表现，是从业者的矛盾和困惑心理反弹。

事实上，中国的“房改”从1994年开始，都是在这样的矛盾和困惑中行进，而且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思想斗争和学术对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人们对“房改”不满的声浪，声讨“既得利益集团”的呼声此起彼伏，社会上甚至几度出现过对改革的质疑声音。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全民要求改革的共识没有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分化，民间的怨言不但把“房改”推向了十字路口，还使“反思改革”成了一种思潮。

毫无疑问，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经过了十几年艰苦探索，对于房产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住房制度改革虽然轰轰烈烈，却没有为改革开放增加多少亮点。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偏离了“房改”的初衷，由于有人盲目追求市场利益，将“房改”的重点放在了商住楼上，使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只能望房兴叹或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是由于住房和土地的商品化，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将之视为经济的增长点，在强大的行政手段干预下，培养出众多如周正毅那样的富豪，也培养出了大批量的“钉子户”。贫富差距的拉大，直接导致了社会心理的不平衡，在无形中加剧了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

与“跳楼秀”一样，没有人知道十几年来全国发生过多少类似“放毒蛇”、“纵火”等逼迁强拆事件，但应该肯定，每一个“钉子户”都有难以言表的悲怆，他们的做法很极端，有的在门前房后插满路障，有的在屋顶上布满铁钉，诸如此类，实际上都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之后的唯一选择。因为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基本上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所以每一个“钉子户”的出现都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声援，而每次舆论狂潮又会催生更多的“钉子户”。这样的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一些地方甚至闹出了人命。至此，“房改”演绎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论题，每年在“两会”上都被列为重中之重。

长期以来，中国房地产业流行着很多精英哲学，其中尤以“为富人盖房论”影响最大，这一理论的指导基础是“掏富人钱为穷人做事”，言下之意是，既然各地把房地产当支柱产业，房子就不能为没有支付能力的人盖。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逻辑无可挑剔，不仅维护了富人的利益，也能让穷人得到精神层面的慰藉。只是他们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使理论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是，随着房价的不断高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穷人群体被排除在了市场之外，市场结构的失衡让社会管理者只能偏向于维护富人的利益，而介于必须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住房保障体系不得不一次次被迫登台，却因缺乏民意基础又不得不一次次无果而终。

这是为什么？当然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房改”的缘故。和“医改”、“教改”一样，普通人关心更多的是自我利益的得失，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多数人被社会利益边缘化状态下的改革将何去何从。当然，如果因住房改革偏离初衷使弱势群体被忽视，一些人借此否定“房改”也不无道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提倡“反思改革”的人群中，既有保守势力和弱势群体，也有许多在改革中的受益者。人们普遍存在惶惑心理，反映出中国在改革路上步履维艰的状态，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在百年图强过程中的最大难题。

当以回顾的心态审视中国历史时就会发现，追求社会变革其实一直是中国人的永恒主题，比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这些群体行动往往悲壮而影响深远。耐人寻味的是，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之出生入死，却始终没能把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之列。究其原因，无非是旧时代变革都被框定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拒绝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导致了所有变革最终趋于权贵化，直至以失败告终。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借鉴，如果不能正视这样的历史事实，就不能真正体会到今天中国改革的勇气。

平心而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表现经济方面，就是从一个贫穷国家已经跃居到了世界经济大国之列。不仅如此，在关于对“房改”争议的语境上也日渐宽松，近年来各种建议意见、批评赞誉互相交织，叠加在一起诚可谓“罄竹难书”。当然，用这个词形容言论浩瀚不带褒贬属性，而是表明既然鸿篇巨制都不能说尽“房改”话题，本文最多也只能表达一种观点——“房改”固然凝聚了社会转型中的种种矛盾，但求全责备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在此前提下，与其把“房改”当作矛盾的集结点看待，倒不如当作中国改革的反思点看待更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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