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国在金融风暴中走向成熟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2-04　　发表评论>>

作者：王龙

时至今日，人们也很难想象美国财长在国会下跪时的心情，在一个号称高度文明的国家，众目下用中世纪以前的屈膝礼乞求，显得有点过分无助。然而，当华尔街金融危机如一颗巨大的彗星撞在了大西洋上，冲击波迅速扩散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为之下跪的人也越来越多。资本的威力震慑了资本市场，使世界各大经济体开始动荡不安。万幸的是，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在统一时间展开了自救，截至目前还没有引发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前两个月，美国有人似乎预感到将有危机爆发，时不时在媒体上重复着“金融风暴”字眼，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国家。2008年6月4日，美国彭博社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再次面临危险》的文章，开篇就说“无论你问谁，中国现在都是要么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要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人担心这个亚洲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面临这两个危险。”该文称，中国的形势反映了亚洲正经历着1998年以来最艰难的几年，从首尔到雅加达，从北京到新德里，各国都在疲于应付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金融风暴将再次来临。

文章之所以把1998年当成坐标，是因为泰铢被国际投机者操控，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后大幅贬值，引起了东南亚各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韩国和日本相继成为受灾国，货币贬值、股市暴跌导致了企业纷纷破产。当时的中国因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有幸避免了一次重创。而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毕竟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暴露出金融管理的弊端。那年长江洪水泛滥没有冲毁中国人的精神堤坝，其后的WTO却冲开了高储蓄率、封闭的银行体系、人民币不可兑换的三道防线，由此让一些西方人产生了“等着看笑话”的心理。

毋庸讳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多年来是西方媒体或“唱衰”或“捧杀”的主要对象之一。如果不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有人说你“保守封闭”，如果开放市场，又有人说你“将出现重大危机”。在一片“中国即将崩溃”的叫声中，薄弱的金融体系经过了几次洗礼，却始终没能如一些西方人所愿。从1998年起，人民银行相继关闭了一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对信托投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此后5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经过注资、股改和境内外上市，除农行之外的三大银行的金融风险都得以成功化解。

有人说，中国化解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很成功，不仅奇迹般的把香港拉进了避风港，还使台湾逃过了一劫。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夸张不得而知，起码让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学到了自我保护常识，为完善金融制度和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是30年经济体制改革最值得浓墨重写的一笔，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GDP仅占日本的四分之一，略大于“东盟+韩国”的五分之一，而此后，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0年间GDP翻了几番，进一步为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提供了必要条件。

毫不夸张地说，1998年是中国对外开放幅度最大的一年，互联网的普及让中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申奥成功、加入WTO，第一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使中国站在了一个高起点上。回过头来想，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历练，如果沾沾自喜于独善其身而固步自封，难以想象10年后面对华尔街金融海啸，中国将会是一番什么光景。虽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应对方式并不完美，比如借鉴美国金融管理手段设立大区行等都过于形式化，但瑕不掩瑜，当保尔森跪倒在美国国会大厅的时候，让人领悟到了中国大刀阔斧进行金融改革的必要性。

当然，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毕竟是区域性的，泰铢和美国也没有任何可比性，以此为标杆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健康，肯定有粉饰之虞。事实上，改革30年固然创造了不少奇迹，亚洲金融风暴也催熟了金融体制，但中国改革的真正目标尚未达到。具体表现在，现在很多人竭力鼓吹独立于经济改革以外的权力制度，这些人大多是当年的理论先锋，可能是改革把他们变成了新贵，现在才不希望改革触及到自己的利益。近期，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撰文称，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出现了精英联盟，并且有寡头统治的趋势（参见《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假如孙先生说的属实，就不是个好征兆，那样的结果将使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进一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两级分化会愈演愈烈。

华尔街金融海啸的余威仍在肆虐，美欧为争夺经济霸权在明争暗斗。在弱肉强食的现实社会形态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使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从这个基点出发，“亚洲金融风暴”中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铭记，如若不能举国团结一致增强抗力，中国就会陷于西方强加给自己的危难中。在那种状态下，精英们越想“木秀于林”，越逃不过“风必摧之”的结局。更何况几千年朝代更迭早有“前车覆，后车诫”的至理明言，相信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让保尔森下跪的场景在自己的国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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