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龙
有句比较经典的幽默:在广州的街上扔块板砖,砸住10个人有9个是老板。不知为什么偏偏要用砖头砸,而不采用“全拉出来有冤枉的,隔一个间一个有漏网的”那样相对文明的方式,但可以肯定,两者的表述用常态语言都难以形容。前一句构成的背景是人山人海,高低错落毫无次序;后一句是说有组织地排列成行,或雁形或一字长蛇阵。总之就是人多,多到用非专业的手段难以统计,多到了铺天盖地。
言归正传。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一年前后,是中国经济空前活跃的时期,不仅国企改革轰轰烈烈,“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也是个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企改革意味着股份制、私有化,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则是一方面为国企改革奠定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把私营经济从“非主流”的形态下提升到正常的层面。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分解与重新组合,同时也预示着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将相互交融,在那样的背景下,老板们如雨后春笋出现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非公有制经济”,自然是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实际上是指私营经济。公有制出自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在中国被误用了近半个世纪。因为把私有经济定义为“非公有”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有悖于“全民所有”的概念。这是“摸石头过河”触及到的一块实实在在的“石头”,虽然费了两个8年抗战的时间,但终究从政策、法律上让个体经济与国企有了平起平坐的机会,也让普通人体会到了改革的好处。
大约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残缺心理,抑或固有的官本位传统作怪,中国人似乎做任何事情没有官方背景都会被视为下九流,所以才有了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一说。在此之前,很多私营企业家名不正,他们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只能与权力互惠互利,以致出现了河南吴天喜那样的花钱买县政协副主席事件。拿这位原副主席当例子,是因为他“采阴补阳”案发后说过一句实在话:“民营企业规模再大,不戴个‘红顶子’在旁人眼里也是有钱无势。”无须追问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7年间,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由此可见,当年的“非公有制经济”处境是多么尴尬。
其实,私营经济在中国的遭遇还仅仅是个缩影,整个非公有制经济体系的困境才是真实的社会形态反映。一种形态是,许多没有背景的私营企业只能靠啃国有资本的“边角料”生存,但时刻会受到主体经济的排挤,只能在市场上苦苦挣扎自生自灭;另一种形态是,有悖自然规律而发展,企业没有知识产权和环保意识,他们处心积虑只是单纯为了逐利。两者虽然运营方式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依仗权力寻租。利益的泛滥直接导致了权力的泛滥,在强大的利益推动下,环境污染、文化污染随之而来,之后是食品卫生告急,江河湖海告急……甚至连蓝天白云都成了中国人遥远的记忆。
这当然不是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本身的问题,而是说“正名”固然适时,很多地方却没能使之走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如曾让很多人引以为豪的“苏南模式”,直到今天权衡其利弊,也只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至于又投入了多少钱治理其带来的重度污染,则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必须承认,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名”后,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每年利税的平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形式的增长率,在为各地财政收入起到了补充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就业、优化了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提供了有力保障。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东南亚经济相对困难的几年里,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了最为瞩目的亮点。
客观地说,任何事物的出现都具有两面性,比如中国的诗词歌赋,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就可以去欣赏,人们很难想象那原本只是一些人的文字游戏。中国的私营经济发展历程也是一样,经过了漫长的30年的变迁,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有益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和“平等竞争”,词汇的改变标志着社会心理的改变。不过当时的“正名”只注重了“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变化,逻辑上十分牵强,原因是私有经济自古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此说开去,无论是“有益补充”还是“平等竞争”本身就是种思想僵化的表现。在一个急速进入现代化的社会里,把提升某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当成对别人的恩惠,怎么想都让人觉得像满街跑老板一样不正常。
李斯说过,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中国公有制经济长期的“食不絜”,注定了将衍生出既得利益集团,也注定了会使能源、通讯、房地产在内的垄断行业成为众矢之的。正是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反衬出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合理性。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中国不断解放思想的的结果,也是一个认识与实践深化的过程,没有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现实。不过,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能不能向健康方向良性发展,起码不应该再以牺牲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去惟利是图。也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撑起了中国人头上的天。
改革开放30年系列评论:
1998年:中国在金融风暴中走向成熟
1997年:文凭热催生对知识的反思
1996年:互联进世界的中国
1995年:自由选择下的中国式开放
1994年:“房改”为改革提供了反思点
1993年:“脑体倒挂”非市场经济命题
1992年:改革开放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1991年:“卡拉OK”的中国年代
1990年:这里来了个怪叔叔
1989年:民工潮在推动中国变革
1988年:来自心灵的自由舞蹈
1987:见证台湾同胞奔赴大陆探亲潮
1986年:企业破产是中国的一次涅槃
1985年:解读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4年:商品经济从计划里脱壳而出
1983年:“先富论”让中国华丽转身
1982年:老干部离退休制度的里程碑意义
1981年:“个体户”一词正在走入历史
1980年:计划生育也属经济改革范畴
1979年:微观看改革,广告曾经的危险
1978年: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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