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有篇广为人知的小说叫《一个人的遭遇》，作者是写过《静静的顿河》的“修正主义鼻祖”肖洛霍夫，他是苏共不折不扣的“歌德派”。1956年最后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他的小说在苏联的《真理报》破天荒地进行了连载，之后立即震动了全世界。因为发表的地方不同寻常，发表的时间不同寻常，作者不也同寻常，却成就了一个寻常的故事，反而又使今天看来平平常常的小说显得更加“不同寻常”。

《一个人的遭遇》的情节很简单，描写的是一个参加过红军当过德国俘虏的人，历经九死一生，失去了所有亲人，战后成了苏联的功臣，刚刚过上幸福生活，却在一次给集体农庄开车时撞死一头牛被开除了公职，只好带着收养的孤儿到处流浪。主人公索科洛夫饱受磨难，人生记述始终是感伤。他忠厚朴实，在苦难中坚忍不拔，受尽摧残而心地依旧善良。巨大的人性反差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几乎在任何国度任何时间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索科洛夫的遭遇在中国同样也不算新奇，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同类事件的网页数目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比如教授陷入警察“抓嫖生财”圈套被迫辞职，再比如因没有“暂住证”被殴打致死等等，虽然与索科洛夫大起大落不能相提并论，但结果却比他悲壮得多。或者说，索科洛夫在苏联享受的待遇比较高，即使痛苦也可以光明正大找个陌生人倾诉。

这样说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说索科洛夫能够流浪算是他的幸运。遥想2003年3月一个春风扑面的日子，湖北籍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打工期间没有“暂住证”，被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拘禁收容，后被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定为“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便永远离开了他“暂住”的人间。当年，得益于“非典”催生的媒体空前开放，凭借网络技术的普及，孙志刚的死引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声讨浪潮，就此才演绎成了个“事件”。孙志刚的不幸才是真的不幸，他没有来得及娶妻生子孝敬父母，也没有任何罪责，仅仅被收容一个晚上就惨死在弊制之下。

记得有网友撰写悼文《天堂里没有暂住证》，曾打动过亿万人的心。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暂住”中国，为什么“救助”变成了一种害人的手段，为什么仅限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对象会不断扩大，连有正常住所和工作证明的人也可以被收容。有鉴于此，贺卫方、盛洪等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同年6月20日，中国政府颁发新法规，同时废除了被认为有弊端漏洞的“收容遣送制度”。也就是说，孙志刚不情愿地用生命谱写了中国的“人权进行曲”，使2003年成为中国法学史上的“公民权利年”，为中国的法制进步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

孙志刚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是因为他的死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在他之前，各大城市为救助流浪汉和乞讨者都设有收容所，目的是为帮助在城市的无业游民返乡。但在实行过程中，部分收容所不是救助弱者，而是锁定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对被收容者敲诈勒索，甚至强奸轮奸。据《法制周报》当年的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的人数达2000名以上；在他之后，发端于对制度的反思，使人们开始关注法制的健全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媒体报道、社会舆论响应、学界人士为民请命、政府从谏如流等等，社会各界共同期望迅速改变弊制，促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现代化文明期。

曾经有人认为，在为孙志刚树口碑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政府是否有自我纠错的勇气和能力。这话很客观，没有社会管理者的自省，改革将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用生命的代价换取一种制度的更改过于悲怆。要知道，现今的中国不是肖洛霍夫时代的苏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法治社会，法治的前提必须是良法之治，而良法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符合基本的人性，符合人类最基本的良心。当年十分热衷于划分等级的南非当局制定过一项《人口登记法》，要求居民必须办理特别身份证（白人除外），在他们看来，黑人、印度裔都有各自的证件，有利于对不同类别的人口区别对待，有利于加强管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然而，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就是恶法，它只能逼迫弱者进行反抗。

南非的《人口登记法》成就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印度圣雄甘地，因为甘地不怕坐牢，他知道自己不会被打死，而害怕坐牢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却活活被打死了。好在两个事件的结局有一个相似之处，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都让一部怎么看都不能称之为“良法”的法规得以终止。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取消暂住证，这就意味着类似孙志刚的遭遇还有可能发生，但至少被千夫所指的“收容遣送制度”已无疾而终。

本文原以《一个人的遭遇》为题，但苦于有大师作品在前未敢效颦。在一筹莫展之际，正逢《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人权研究会也在北京隆重举行座谈会，与会的人权领域学者以“孙志刚事件”为例，一致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人权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这是继2003年中国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以来，又一次被赋予了“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力”。这一天，孙志刚的名字再度呈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一个普通人成了中国一段历史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