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超女”登上了中国大舞台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2-17　　发表评论>>

作者：王龙

曾经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的“超女”，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又成了“风云人物”，李宇春与小岗村18户村民、王选、杨利伟、姚明、袁隆平等一起名列在了南方某报上。主办方的定论是：她以全国观众公开投票352万余票成为2005年度“超级女声”总冠军，从一个普通女孩一跃成为娱乐圈最火爆的人物。她的成名被视为今天中国公众意识崛起的标志，表现在人们对一种公众化的参与方式的认同，隐喻着很多人接受了多元的文化价值观。

超女能和袁隆平、杨利伟等人并列，的确有点出人意料，尽管媒体上有不少冠冕堂皇的解释，但“超女”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是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是催生了意识形态的更新，到今天也无法衡量。人们不知道，把“超女”列入改革开放20周年风云人物名单，究竟是“公众意识的觉醒”，还是媒体的别有用心炒作，尤其是存在巨大争议的形态下，这一现象又恰恰是两种社会心理的碰撞，使评选活动倒真多了些“风云”意味。

其实，自从“超女”走进公众视野那天起，社会就呈现出了极端分化的态度，有人狂热追捧，有人嗤之以鼻，她们每次出镜都会成为社会舆论的活靶子。如李宇春被拉进“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候选人名单，本身毫不知情，大概是她习惯了被操控的生活，至今也未置可否。因此一些人指责主办方以低俗哗众取宠，有又人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超女”，前者代表着正统的“主流文化”，后者是认同她们成名背后那一套公众化参与方式，两者的矛盾点虽然明显，却从本质上与“超女”没有直接干系。

在一个功利压倒一切的年代，出奇的新鲜事物其实并无新意可言，因为其中贯穿着一条永恒不变的利益主线，与其说是全民娱乐“选超女”，倒不如说是全民集资“捧超女。遥想2005年，“超女”一出万人空巷，中国似乎没有任何文化形式可以逾越“超级女声”的能量，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宣传机构放弃了应有的主体意识，公众用拇指把中国推进了一个泛娱乐时代，致使超级女声宛如八旗子弟钵中的蛐蛐，唱得再好也不过是个“玩意儿”，而真正胜出的实际上是种“拇指经济”。

如果仅把“超女”当作摇钱树，在商品时代也无可厚非，关键是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的深刻解读。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不乏真知灼见，正像李宇春被推举为“风云人物”一样，他们看中的是一种海选方式。这是“超女”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争议话题的根本原因，虽然按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所说，其中的黑幕“黑得不得了”，但平民李宇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没有思想开放的前提，恐怕难以想象。以此为基点，有人赋予了“超女”极强的政治内涵，甚至一些反对借题发挥的人也在借题发挥。至此，所谓的“娱乐的归娱乐，政治的归政治”越来越没有归属感，一场游戏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

毫无疑问，以李宇春为代表的“超女”，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的一个文化符号，她两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其意义被誉为“远远超出了音乐本身”。然而，这件事情真正荒谬之处在于，宏大的“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评选”，偏偏要拉上些饱受争议的艺人垫底才能出彩，似乎离开了炒作，整个时代背景都会被人忽略。退一步说，即使以“开一代风气之先”作为评判标准，李宇春也只能站在最后，李谷一、张蔷、费翔、张明敏都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坐标地位。再者，如果公众意识的觉醒也算一种成果，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算不算公众意识的觉醒呢？

逻辑学有个最基本的定律，概念的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如果“改革开放”的内涵只从字面解读，中国30年内发生的一切（包括良莠善恶）都必须划到改革开放的名下。这是“费尔泼赖”法则，人们不愿意接受也得接受，因为这一逻辑首先否认了社会发展规律，否认了30年人类文明的自然进化，强加了一个绝对的主体因素，把所有的事实都当作了合法性的来源。在此语境下，哪怕是某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问题，都是改革开放的后果。这样的褒奖实际上暗含着贬损。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文化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超女”作为阶段性的社会现象，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无论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还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总之是种愿赌服输心态。从游戏的角度看，这样的心态存在是合理的，但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如果娱乐演绎成“愚乐”，13亿人的命运就只能成为一次次赌博的筹码，而一个社会可以成为“超女”的舞台，却不能沦为赌徒的训练场。尽管如此，人们把争议人物贴上“改革开放”的纪念标签，也代表着观念的变迁，或许也是多元社会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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