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亦菲

针对上海市计生官员提出可放开“生二胎”政策的言论，上海市政府发言人陈启忠4月22日称，上海市政府目前没有放开“生二胎”的政策和研究，仍然执行原有的计生政策（见《新京报》2009年4月23日）。

面对国策解释上出现的儿戏，上海市政府迅即予以澄清是值得肯定的。澄清的意义在于“正视听”，避免由于某些不负责言论误导公众。

问题在于，作为计生官员为何会在公开场合发出“放开生二胎”的声音？

应该说，“放开生二胎”的声音决不只是出自上海市计生官员“独此一家”。类似这样的言论不时见到。比如，2008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就有官员表示，中国正在考虑逐渐放宽对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见和讯新闻网2008年2月29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陈友华也表示，“二胎”政策放宽会导致出生人数的暂时回升，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性手段。例如，规定政策调整的第一年只允许35岁及以上的妇女可优先生育第二个孩子（见2009年4月22日《南方人物周刊》）。诚然，作为国家基本国策，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期，也不是不可以进行讨论。但是，研究问题可以天天进行，公开解释政策就需谨慎，不能把还在研究之中的东西当作已定政策。

为何解释计生政策需持谨慎态度？

人们知道，历经了数十年艰辛，中国人口与计生工作已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权威资料显示，30年来“一胎化”政策使我国大约少生3.5亿人。21世纪初，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已降到1.8亿左右，人口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巨大变化。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如此国情注定必须毫不动摇一以贯之执行计生政策。还应看到人口“惯性生育”依然巨大。谓之“惯性生育”，根源在于千百年来形成的“多儿多福”的观念难以消除，在农村这种观念仍有很大市场。笔者所在南方一个地级市，近年来通过省计生队的突击式核查，经常会发现超生问题。一些市镇获得了计生黄牌警告，原因是当地大大超过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时下，由于各地对计生一票否决，各级对计生统计工作特别重视，主政地方的官员就是希望计生统计数字达标，不出问题；更希望上级不要来本地搞突击式抽检计生，避免抓到坏典型影响地方形象。这种状况就从一个侧面证明计生工作压力仍然很大。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可以说，只要“多儿多福”观念未真正请出大门，人口超生依然是官员的风险工作之一。

既然30年的计生工作尝到了甜头，为何一些人们对“一胎化”计生政策出现动摇呢？个中还有社会保障未跟得上的原因。过去一些人们总把自己老年生活依靠寄托在儿女赡养方面。只有全面落实社会保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才能解决公众的后顾之忧。因此，在坚持计生政策不动摇的同时，需要下苦功落实社会保障工作。

话又说回来，某些官员对计生政策为何出现儿戏解释？个中原因种种，但沾染浮躁恐怕也是症结之一。浮躁往往凭想当然替代严肃性法律政策，会把个别视作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根治浮躁，良方是吃透国家政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工作方法上则要把对问题的探讨与公开宣传严格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