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女排曾经引以为豪、享誉世界的“铁榔头”，她可谓家喻户晓。 如今年近五旬，一身伤病，独自承担着抚养女儿的重任，她仍带队拼搏在奥运赛场上。 从当年的国家荣誉，到现在的参与精神，她对奥运精神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 2008年3月18日，她带领美国女排再次来到中国比赛，受到了众多媒体、球迷的热烈追捧。 近日，郎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她说：奥运曾经是我们的一切，那是国家荣誉。

与郎平的谈话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首夺奥运金牌开始。那是郎平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回想当初，郎平感慨颇多。她说，决赛前，她正受到慢性阑尾炎的折磨，但是奥运会让她忘记了所有伤痛，郎平说：“1980年中国没有参加奥运会，因此1984年奥运会，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因为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不算长，也就能参加一两届奥运会。当时感觉压力很大，祖国和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吃饭睡觉都想着奥运。我当时身体不好，阑尾炎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现在想起来很后怕。但那时候参加奥运会是国家荣誉，所以不想这些，我们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死都不怕，当然不怕疼了。因为我的头被球砸过，三天没起床，记忆力消退了，所以具体细节记不清了。但是我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生能有几回搏’！”说到这里郎平淡淡地笑了一下。

领奖时的情景至今仍令她激动不已。“登上领奖台的感觉很好，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拿着奖牌我看了半天，生怕是假的。说起来那时候也很奇怪，我们那个环境和现在不同，在场上不能笑，你笑了就会觉得你是不认真、不投入。即使上了领奖台也不能笑，得意忘形可不行。那时候要夹着尾巴做人。现在讲究个性解放，释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

奥运精神就是参与，不要只记得冠军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夺得金牌。郎平说，当时自己感觉有无限的荣耀。但是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始，她对奥运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1985年，郎平暂时退役。1986年，她开始担任中国女排助理教练。但是1988年，中国女排在汉城奥运会上仅获得第三名，没想到，当时社会上对女排几乎都是批判的态度。杨锡兰给她写信时都哭了，说是对不起祖国人民的期望。从那一刻起，郎平对奥运有了新的认识，她逐渐感觉以前的看法是狭隘的。她觉得铜牌和银牌同样令人尊重，值得祝贺。

1996年，郎平第二次参加奥运会，这一次她的身份是中国女排主教练。她接手之前，中国队连亚洲冠军都丢了，离奥运会也只有一年的时间，因此能在亚特兰大拿到银牌已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国内的批评声音仍然很多。 “1996年奥运会决赛，我们输给了路易斯领军的巅峰时期的古巴队，获得银牌。赛后所有队员都哭了，孙玥、何琦哭得更伤心，因为这是所有人拼搏的结果，自己的劳动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在国内，人们更多记住的是金牌，是冠军。”

郎平认为，全世界有248个国家开展排球运动，能够进入奥运会的球队就那么十几支，每个球队的起点不一样，你自然不能以一个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郎平说，体育运动是有其规律的，有高峰就会有低谷。能够参加奥运会就是幸运的，有很多运动员很有实力，却因为没有运气，最终与奥运擦肩而过。因此，她开始认识到：只要你参与了，就会有收获，只要你付出了，就应该被铭记。“我理解的奥运精神就是参与，参与了你就成功了。”

体育已国际化，我们的对手不仅是中国队

正是因为这种参与精神，郎平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精神的追求。郎平退役后先后担任了中国女排主教练、意大利俱乐部队主教练，后来又担任了美国队主教练。

谈到日益临近的2008年奥运会，郎平说，她带美国队没有什么压力，现在的美国队不像当初海曼那批，那批人真是专业队，现在更多的运动员要兼顾学业，所以近10年来，美国也没有再出现海曼她们那么优秀的球员。美国排协也没有给她定过高的目标。

如果问“谁是最熟悉中国女排的外国队教练”，那无疑是郎平，当然对于这支球队她也很有感情，郎平说：“去年中国队状况不好，不过在陈导的努力下，逐渐走出了低谷，今年冯坤和赵蕊蕊同时归队，这对于中国队非常重要，她们的到来让中国队的实力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一个完备的体系逐渐形成了。虽然冯坤和赵蕊蕊都有很长时间没有比赛，赵蕊蕊甚至已经三年多没有正式比赛，但是我对她们很有信心，她们不是新队员，见过大场面，经验很丰富，很快就能找到比赛的感觉。她们的回归让中国女排在2008年奥运会上重新成为最有希望夺标的球队。”

记者问她，如果在奥运会上遭遇中国队时，她是否会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面对这样的问题，郎平非常老练，她总是不会将中国队从对手中单独提出来，她说：“体育目前已经非常国际化了，我们要很职业地看待它。俄罗斯队就是意大利人执教，这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于你的一种认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所有参加奥运会的球队都是我们的对手，中国队是最强大的几支球队之一，是最有希望获得冠军的。”

抛开奥运情结，出国执教更多为了女儿

由于多年的运动生涯，并多年带队比赛，郎平一身伤病，但是她更牵挂的是自己的女儿。郎平说得很实在，“我有女儿，我要养家糊口，因此抛开奥运情结，我选择了出国执教，就是为了让女儿尽可能过得好一些。”

郎平说，她最早带的国外球队是意大利的俱乐部队。俱乐部的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要在短期内将他们组织到一起是很不容易的。6年俱乐部队执教的经历让她提高了很多，更主要的是在意大利执教，每年至少能有4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持续陪着女儿(赛程比较集中)。

“我也很喜欢意大利饮食，虽然这让我胖了10斤。”郎平笑着说，后来回到美国执教也是因为女儿的原因，“女孩子长大了，妈妈最好能够时常在身边，当时美国排协发出了邀请，我就接受了。”

郎平坦言虽然她深爱着排球运动，但是她女儿打排球其实不是她教的。“浪浪最早是踢足球，她只要能通过体育运动茁壮成长我就高兴，究竟是什么项目并不重要，我并没有要求她什么。后来她又转而打篮球，还打得不错，突然有一天她告诉我开始学打排球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隔着网子，没有人撞她，小孩子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年，郎平深切感受到中美文化的差异，她说：“我们以前做运动员时，教练都是告诉你什么地方不对。到了美国，教练总是说‘你做得很好，非常好，还可以更好！’这就是理念的不同。对女儿我只是给她提一些建议，因为她这个年龄的孩子容易逆反，我和她交流排球其实是很谨慎的，即使觉得她动作不对，很多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我对她在事业上真的没有太多的期望，排球对于她就是一种业余爱好。”

郎平还告诉记者，在美国，所有人都有权参加国家队选拔，你可以不选她，但不能不让她参加选拔，否则人家会告你侵犯人权。看起来很滑稽，但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

记者手记

郎平有个好人缘

上世纪80年代，辉煌的中国女排是国人的榜样，而郎平又是这支光荣队伍中的标志性人物。几乎所有与她合作过的人都会赞许她的为人。

郎平说自己不是个当领导的材料，而是喜欢被人领导。但这并不影响她与领导、队友、同事成为好朋友。袁伟民很赞许郎平，陈忠和很佩服郎平，她的队员们(无论是中国的、意大利的还是美国的)都很崇敬她。

记得第一次见到郎平指导是在雅典奥运会，我和她坐在一起看球，当时她还是转播嘉宾。中国女排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赵蕊蕊第一个球就受伤了，郎平不住地叹息。虽然那时还不相识，但就赵蕊蕊的受伤，我和郎平聊到了一起。她很平易近人，待人亲切真诚。后来一起坐地铁时，谈起其他项目比赛的情况，她还不时地向我请教，丝毫不像一个名人。

昨天采访时，她思维缜密，谈吐流畅，还不时地和我开个玩笑。“这次中国行之所以选择天津、湖南、浙江和江苏，主要是和这四个地方的球队关系好，并能给我们提供食宿。”郎平笑了起来，这让我不觉得她是个采访对象，更像是一位大姐姐在和我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