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传媒，陆续报导内地江苏省沭阳县、宿迁市的新闻暨仇和的事迹以来，十余年间，争议之声不绝于耳。

仇和佩戴“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桂冠，名动天下。2008年9月，在纪念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由国家发改委指导、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数百名冠盖云集的中国高层精英，深入探讨、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推敲、预测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其权威性和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 。

在这个崇高的论坛上 ，仇和作为大陆唯一的地方官员，荣获了“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奖”。 与仇和一同获此殊荣的有袁隆平、钟南山、何振梁、厉以宁、潘岳、杨利伟诸君。一个多月后，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盛大活动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成就巡礼暨改革之星推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幕。仇和再次荣获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改革之星”的称号。这个由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中国企业报等多家有世界影响的媒体所确认、所颁发的奖项，或许是对仇和功过的又一次肯定。

  “最富争议”的仇和，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到底是什么呢？

仇和做了些什么，大体已无需争议。只要你公正为怀，尊重事实，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听一听、比一比，叫做“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就一切了然，就知道授以“改革之星”和“改革功勋（贡献）”大奖是理所当然的，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仇和本人，可以说是一部渊博的书，他透视着中国古老土地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记录着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深刻变化的成果，及其由实践和中、西文化对撞融合而形成的理论支撑；他还是一片浩瀚的湖，像他任职的骆马湖、洪泽湖和滇池一样，始终涌动着中国改革开放风生水起的波涛；他走过的路，缩写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近半个世纪前进的苦痛而又艰辛的步履和航程。

 一

 仇和是一个中国最底层的贫苦农家的子弟。双亲家庭栉风沐雨，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务农。仇和兄弟姊妹八人，因贫病交加，活生生夭折两人。为了供仇和读书，他三个姐姐牺牲了上学的机会。1993年，他家是全村最后一个从茅草屋改建瓦房的。他为官数年，但所有的兄弟姊妹都在老家种地。他从省会南京调任苏北，是携妇将雏共赴贫瘠的土地，与乡亲共苦的。青少年时代所遍尝的民间疾苦，使他深谙国情、民情；执掌地方父母官的大印，他始终清廉自持，反贪嫉腐如仇。他在沭阳任上，敢于拍案而起，在千人大会上怒斥“警匪一家”，敢于铲除县公安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原县委书记，还老百姓一片洁净的蓝天。民生的多艰和风雨，锻造了他的理想、性格、教养、情操和刻苦奋斗的精神。仇和曾深情地说：“我的家乡在苏北农村美丽的射阳河畔。少年时期，经常看到纤夫们背负纤绳毅然前行的身影。他们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负重奋进的敬业精神，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齐心协力的合作态度，时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鼓舞着我......”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每四个中国人中，几乎就有三个是农民。在全世界几十亿的总人口中，仅中国农民就占了六分之一。仇和就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做一个“纤夫”，不惜血汗，不惧风涛，为农民的舟船，为时代的舟船拉纤助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矢志不移的理想。

 二

  解决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首要内容。

仇和对“三农”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深知中国农民、农村、农业有因循数千年的痼疾和包袱。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克服阻力，突破窠臼和樊篱。

仇和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坚持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三化”来化“三农”，以“三化”服务“三农”。要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强力加快农业现代化。换句话说，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路径，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仇和的施政当中，可以清晰地见出其用工业化的思维抓农业，用城市化的理念建设农村，用现代化的进程转变农民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在市场化方面，仇和强调因“市”利导，着力引进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外商资本开发农业。他认真实现现代农业的“六抓”工程：一抓“两转”，即抓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二抓“两动”，即大户带动和政府推动；三抓“两队”，即农民经纪人队伍和技术服务队伍；四抓“两向”，即市场取向和老百姓意向；五抓“两高”，即高商品率和高复种指数模式推广；六抓“两效”，即经济效益和示范效应。无论在沭阳、在宿迁、在昆明，他都力主突出抓大户上规模，抓特色建基地，抓服务建体系，抓龙头促工贸，抓典型带全面，卓有成效地夯实农业产业化的基础。

仇和在苏北工作时，曾准确地概括出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四特”，即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区位、特定的地位和特定的发展阶段。根据“四特”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并采取特殊的发展思路和特殊的推进措施，走一条追赶型、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路径。他制订强农富民、工业突破、城镇带动、全面开放、科技兴市的五大战略，开展“差别竞争，特色取胜，创新机制，接轨市场”，强有力地推动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

坚持加快发展，是仇和的发展观和他一贯的追求。他把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阐释为：加快发展是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是富民的第一要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要领，是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的第一要求。仇和经常用苏北农民的俗语“天黑赶路，天亮进城”，来表述“领先一步，胜人一筹”的发展观，生动而形象地阐明千道理、万道理，加快发展的硬道理，是最大道理的真理。

 三

 如何保证加快发展？仇和的要诀之一，就是坚持制度创新和制度积累。

仇和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是否有利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最基本的标准，决定制度创新的取舍，衡量制度创新的得失，评价制度创新的成效。

在沭阳、在宿迁、在昆明，仇和始终把制度创新和制度积累，当做重中之重来抓。仅以干部选拔制度中，如何确保“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而言，就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为保证公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知情权，在沭阳县率先搞起“任前公示”；为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在宿豫区率先搞起“公推公选”；为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择权，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乡镇书记直选”；为保证民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监督权，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这些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为省内、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和样板的意义，许多地方正在热力推行中。

仇和认为：制度上的差距，是造成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因之制度创新是地区发展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为了做好这件根本性大事，仇和坚持打好“四差”。就是第一打“时间差”——改革，突出一个“快”字；第二打“空间差”——开放，突出一个“优”字，硬环境要优，软环境也要优；第三打好“信息差”——创新，突出一个“新”字，新思想、新思维、新思路、新信念、新理念、新观念；第四打“制度差”——治理，突出一个“诚”字，把公民培育成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

加强制度建设，着力营造便捷、高效的社会服务环境，视环境为资本，视环境为效益，视环境为生产力，是仇和领导党、政工作中的重要特点。

他力推“阳光政务”，力主凡老百姓自己能够解决的，政府绝不干预；凡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政府绝不干预；凡社会组织能够自我管理的，政府绝不干预；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为构筑市场载体、培育市场主体、打造“创业最宽松、社会最文明、人居最安全和低交易成本、低生产成本、低行政成本、低社会成本”的“三最四低”的发展环境。在仇和的头脑中，社会似乎是一个“大市场”，而领导政府就仿佛在经营一个“大公司”、经营一个“大企业”。

他力推“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改革和制度创新，主张凡政府机关掌握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都如实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着力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的同时，建立主动接受公民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强化新闻舆论监督，以服务和谐稳定大局。

他努力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下大力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错位”、“越位”等问题，改变管得过多、管得过死、管理不当的状况。

他在治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地方时，在担任江苏省副省长分管环境保护、城乡建设、交通、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时，都推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在昆明滇池的治理中，他又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办法，亲率各级党政领导分任 “河长制”，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仇和在制度上的创新和积累，正在逐步接近这样的目标，即综合运用市场引导力、社会参与力、法制约束力、党政推动力，来提高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这种创新和积累，正在开启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

 四

 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仇和力主再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高潮。

他努力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上下同心协力，找准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力主进一步掀起新的思想大解放的高潮，进一步提升信念、理念、观念，统合思想、思维、思路，形成一股新的冲击波，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思想障碍，清除一切影响发展的制度瓶颈。

他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时间很长的国家。公民，包括我本人在内，如何使几千年积累的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的道德人、伦理人、感情人，转变为与开放型社会相对应的开明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聪明人，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经济人，与现代化社会相对应的现代人，与未来文明社会相对应的文明人。这个转变非常痛苦，是要经历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公民转性的过程。”

要完成“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公民转性”的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历史任务，必须有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先行。

按照仇和的说法，新的思想大解放，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解放”：                

一、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在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

二、必须从传统工业化的发展理念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推进发展模式的升级上下功夫；

三、必须从封建和小农意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自满和封闭中解放出来，在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上下功夫。 

仇和曾被国家两度派往美国留学。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撞融合中，在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战略眼光，全球视野，创新思维”，有一股树立大目标、实现大追求、干大事业、谋大发展的雄心勃勃的勇气和魄力。他“不唯上”，“不唯书”，敢想前人未想过的蓝图，敢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

从新的思想解放的高度，仇和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和意义。他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政府权力配置的资源最小化、最少化；通过市场竞争、市场配置的资源最大化、最多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大化；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小化。稳定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整个社会两头冒尖、暴富和贫困所占的比例最小化、最少化；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最大化、最多化。

他认为，最解放的思想指导最前瞻的实践，最开明的观念开创最生动的局面。

在重点领域的改革过程中，突出地体现出仇和这种思想解放的特点。比如在社会事业改革中，仇和坚持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分开，事业性质与产业性质分开，竞争性领域与非竞争性领域分开，经济性与社会性分开等原则，将社会事业改革不断引向深入。而政府则着力办好存量，依靠市场和社会扩大增量。

在这个新的改革发展的过程中，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以解决人民群众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看病难、上学难以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等问题为重点，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努力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实惠，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宿迁的医改就是这样。通过资产置换，进行医疗领域的结构调整，吸引社会资金兴办基础医疗，扩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集中政府资金扩大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医护人才合理流动，放开放活医疗市场，实行管办分开、医卫分开、医防分开、医药分开，扩大医疗资源总量，提高优质资源比例，真正使困难地区的群众特别是农民能够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宿迁的教改也是这样。

 五

 仇和的业绩和成功，是他的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回良玉、李源潮等中央领导暨省委领导大力支持的结果。而他的施政的根本点和核心，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致力在加快发展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在和谐发展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宗旨。

仇和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执政理念、治国理念、战略思想的一次大转变。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是一项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脱胎换骨”的宏大工程，需要体制和机制上“深度开发”和资源要素上的重新整合。他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动力和引擎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需要思想上的洗礼、观念上的重塑和思维方式上的再造。这就是再一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源头，也是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今天讲新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市场化取向的思想观念，就是要从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获得新的目标，新的路径和新的动力。通过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解决发展演进中的落差和矛盾；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获得发展的资源、发展的空间、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效益。他认为，在漫长的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类不断探索出了许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所共享。在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载体，面对许多问题都带有全球的普遍性。我们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善于探索、吸纳发达国家和地区一切先进的价值观念、体制机制和管理经验，汰除其中的弊端和不足，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仇和是被认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强力推进”的领导人。他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时，提出并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利于社会民生，什么方法管用就用什么方法；只要不搞环境污染和精神污染，什么都可以干。提倡这样的一种精神：凡是政策、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引用；凡是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条条框框，都允许突破。倡导这样一种风气：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

仇和主张，在实行科学发展观时，必须坚定信念，转变作风，积极进取、勇于碰硬、敢为天下先的良好的精神状态。

在认真考查仇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他始终注意坚持依法、遵规、履程，严谨、细致、规范，通过设置科学的决策程序，制订严谨的操作流程，最大限度的减少失误，降低成本。他的团队高度重视学习研究中央和省的方针政策，积极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做到上级政策具体化，外地经验本地化，本地工作特色化。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六

 这篇短文即将结束。如果说仇和是一本书，本文只是翻阅其中的几页；如果说仇和是一片湖，本文只是汲取其中的几滴水。仇和的确值得关注、值得研究。

仇和是个雄风铁骨、情义兼长的苏北汉子。他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忠诚献身，敢于承担。他在莅任昆明时说：“光荣的使命鼓舞我无私无畏，奋发有为；重大的责任鞭策我务实苦干、顽强拼搏；必胜的信心激励我开拓进取，勇往直前。”这的确是他性格和志趣的写照。

仇和是个实干家，还是一个理论家。他是一个极其酷爱读书的人。多年以来，无论多累多忙，无论喜怒哀乐，每天睡觉前他必读四十页书，否则绝不上床。他最近喜欢读阿联酋迪拜酋长阿勒马克图姆的书《我的构思》。这本书开篇讲了以下的故事：

在非洲，每天清晨，羚羊醒来便懂得自己必须跑得比狮子快，否则其命运便是死亡。而每天清晨，狮子醒来便懂得自己必须要跑得比最慢的羚羊快，否则就会被饿死......

仇和的读后感是：“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每当晨光降临，你就一定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获得成功。这是草原铁的法则和规律。”

仇和就是这样一位饱含深重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忧国忧民、爱国爱民而恪守铁的法则和规律的人。

去年岁末，身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2008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颁奖晚会的致辞中，动情的说：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对每个城市来说，对每位市民而言，幸福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大家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并无二致。......信息化改变了世界，缩短了时空距离，降低了时空成本，使地球变成村庄，人类都是老乡；国家变成家园，大家都是成员；城市成为大家庭，大家都是市民。构建和谐，创造幸福，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我们追求幸福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

所有关注仇和的人，是否都可从这里触摸到仇和心脏的跳动和他人性、灵魂的自白呢？

[陈玉书]